这些耗时费力的巨大工程所需的人员是如何调动和组织的？他们所需的物质又是通过何种途径配置和运输的？我们对此所知不多。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诸如此类的工程不可能完全依靠中央从全国各地调集到都城的物资，包括全国各地的神庙在内的地方机构以及富有的个人在此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从国王处得到的回报经常是价值无法估量的墓址、墓葬品和“生命之黄金”。多种物品在地方和中央之间双向流通，地方上缴的主要是粮食等消费品，而由上而下流通的物品在多数情况下是具有政治色彩和宗教意义的物品。从王宫来的专业工匠、经师等也是中央与地方交换和交流项目的一部分。(28)我们从这种双向的流通中得出具有深远意义的结论。这些由国王赐给官吏的礼品实际上是产品，它们出自位于王宫的作坊，然后通过多种渠道分散到全国各地。地方以及管辖各个地区的官吏们为中央纳贡效忠，以国王为首的中央则向这些官吏赐予权利和象征地位和荣誉的物品。至少对多数官吏们来说，收集并上缴赋税不是繁琐的义务，而是获得这些珍贵物品的机会。我们有理由认为，在古代埃及不同时期，都有一种或多种成为时尚的墓葬品，其原因可能就在这里。宗教铭文的传播甚至关键性的祭祀词汇在全国显现相当程度的统一性，其根源也只能从这里寻找。
    当然，这些官吏们不能依靠来自宫廷的黄金和器物维持生活，尽管它们价值连城，因为它们的功能是象征性和宗教性的。古代埃及官吏们的给养来自何处？在阿玛纳居住区域进行发掘时，肯普发现了粮仓的遗迹。一座房子附近一般有一个粮仓，由若干小房子构成的家族居所共同使用一个或多个，而规模较大的房子则拥有多个粮仓，有一个家庭甚至曾经拥有11个粮仓。据肯普推算，一般的粮仓可储存粮食2800袋(一袋容量为75升)。(29)戴尔-埃尔-麦地那村一个工匠一年的口粮是66袋，可见这些仓库的储存量显然远远超出了家族成员的需求量。古代埃及官吏普遍拥有土地，看来这个情况在阿肯那顿宗教改革时期也没有发生变化。(30)由此我们可以推测，这些粮仓里储存的粮食是官吏们拥有的所有土地上的收成。研究表明，古代埃及的耕地并不特别昂贵，两公顷土地的售价相当于一头母牛的价格，问题是普通人无法承担农耕所需的费用，比较常见的现象是包括官吏在内的富人拥有耕地并依靠佃农进行耕作。
    一位叫达布尼的官吏在自传中称，他的父亲因为效忠国王而被免除赋税。(31)由此可知，达布尼的父亲身为官吏通常要缴纳赋税，说明他也有超过自己及其家人生活所需程度的收入，这些收入主要来源于归他所有的土地。国王除了把都城附近以及地方的土地赐给官吏以外，还经常把战利品及战俘赏赐给官吏们。掌管建筑的大臣敏摩斯称，图特摩斯三世曾经奖给他150名奴仆。(32)很显然，这些人不可能都从事家务，许多人被分派进行农耕或手工劳动，而他们生产的粮食和手工品也远远超出了主人一家所需要的范畴。这种状况与《阿尼说教文》中一个功成名就的官吏的家境相当吻合：“你要在属于自己的地盘上建造仓库，以便你的族人在路上都能瞧见它。”(33)许多学者认为，拥有粮仓的家族以不同的形式向那些没有粮仓的家庭提供粮食。没有粮仓的家庭显然是通过租种土地或者依附那些拥有粮仓的家族。(34)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不是扬森所说的自上而下的再分配原则，而是点状的横向供给模式。
    毫无疑问，中央政府负责跨区域的协调和应对局部尤其是大范围的自然灾害。在统一的王权没落的情况下，每个地方权贵都大肆渲染埃及全境陷入供给方面的危机之中，同时宣称或吹嘘他们如何解决了各自管辖范围内民众的温饱问题。这些表述虽然有自夸的成分，但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地方官吏负责所辖区域物质供给的职责，以及中央政权面对自然灾害调配物质的能力。(35)
    二、市场和盈利性的经济活动
    在纯粹的物物交易中，双方都是为了获得对方手里的物品。二者首先关注的是对方的物品是否能够满足自己的需求，而该物品当时的普遍价值(我们现在所说的市场价)并不会起到太大的作用。应当说，不可能每一个人在进行交换时都能够马上找到需要自己物品的人，而且对方手里的物品又恰好是自己所需要的。在这种情况下，某些物品必须充当中间物。有的学者推测，古代埃及人把粮食尤其是小麦当作这样的中间物，因为在许多交换手工制品的过程中，小麦总是被用作交换中介。(36)肯普在底比斯和阿玛纳进行了长期的考古发掘工作，收集了大量以粮食作为劳动报酬或计量单位的例证。古代埃及人获取能量的最重要食物是面包和啤酒，支付劳动的最简单的报酬因而也是面包和啤酒。(37)从这个意义上说，固定数量的粮食确实可以起到衡量其他被交换物价值的作用。没有货币不等于无法进行具有商业意义和以获利为目的的交易，而交换和交易并不证明自由的市场经济。另外，古代埃及人把粮食当作交易中介也说明交易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所占分量很小。扬森把古代埃及人这种看上去很笨拙的交换方式归于他们注重形象思维，即缺乏抽象思维。(38)在笔者看来，这一说法毫无道理。都灵纸草第1879号背面记录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据称阿蒙神庙的高级祭司设法从戴尔-埃尔-麦地那村的工匠们那里收集铜。当局原来计划凑足600德本(1德本相当于91克)铜，实际结果则差了几个德本。(39)根据扬森的解读，当局很有可能是用这些铜从底比斯以外的地方购买粮食，因为当时正值拉美西斯六世统治晚期，底比斯一带经常遭受来自利比亚沙漠地带游牧民的骚扰，粮食供应出现了缺口。这说明，在与陌生人或者跨区域进行交易时，古代埃及人使用双方都愿意接受或者便于携带的物品进行交换，此时距离货币的出现仅一步之遥。
    在一桩诉讼案中，一位名叫伊莉奈菲尔的妇女买了一名女仆，但是另一位名叫巴克姆特的女子状告伊莉奈菲尔，称其用来支付女仆的物品中有一部分属于自己。伊莉奈菲尔只好向官吏们说明那些物品的来历，她不仅列举了它们的名称，包括织物、金属容器、金属箔、蜂蜜等共计24种，而且说出了每件物品的价值相当于多少白银或铜，并指出4德本白银是那位女仆的买入价。(40)显而易见，至少在特定的区域和时间段里，每件物品都有一个公认的价值，可以很容易地借助白银或铜进行换算。从古王国开始，呈固定形状并具有恒定重量的白银被当作进行物物交换时的中介，起到了相当于货币的作用，相对罕见的贝壳也曾经扮演过这种角色。(41)除了日常生活必需的粮食以外，古代埃及特别干燥的气候使得护肤的膏油成为必备品，因此，中王国时期的埃及人在租种土地时以油膏以及草鞋等常用品和必备品作为等价物。在新王国时期的戴尔-埃尔-麦地那，工匠们也喜欢把油膏、草鞋等当作支付工具。(42)
    虽然古代埃及人没有或者没能发明真正意义上的货币，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们进行各种形式的交易。古王国时期就已经有人专门出售织物。(43)根据古代埃及记录坟墓被盗情况以及审判盗贼过程的纸草记载，盗墓者用非法所得的白银换取日用品，诸如啤酒、葡萄酒、蜂蜜和粮食。(44)除此之外，古代埃及已经出现了有关不动产交易的记录，当事方为此签订买卖合同。(45)出让土地不是简单的物物交换，出让者所得的报偿是黄金和白银，(46)交易时双方不仅讨价还价，而且为了应对日后可能出现的纠纷而签订合同，第四王朝时期迈腾出售土地的相关文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47)不仅如此，租借或者买卖劳动力的情况也已经出现，(48)从新王国时期流传下来了买卖奴隶的合同。(49)波兰尼认为，土地的买卖象征人类经济生活中的一大转折，也就是说，劳动和土地变成了商品。(50)按照他的这一论断，古代埃及人交易行为多种多样，其经济早已不是单纯的自给自足和再分配。在第二中间期，一个官吏为了出卖其官位及相关薪俸而签订了契约。(51)
    既然古代埃及已经出现了上面列举的诸多旨在换取所需物品、变卖手中仅有或多余财产、增加财富以及创造利润的活动，市场的存在也应当是预料之中的事情。象形文字中表示贸易的单词swn.t实际上与进行交换的地点密切相关。这个词从词源上讲与阿斯旺(swnw)相关，(52)因为阿斯旺是埃及与努比亚交界处重要的边境城市，此地为埃及与努比亚之间进行物物交易的必经之地。(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