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清军纪律涣散，专业素质低下，尚未适应近代化作战体系与武器。甲午战争时，清军军纪涣散早已闻名于世。日本虽认为与甲午战争时相比"此次事变中支那军队在武器与训练上都有一些进步"(47)，但在首战的大沽战役中，日军便发现清军在武器运用上的落后性。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后不惜重金在此咽喉要地装备先进的大炮，但守军并不熟练操作技能，在炮火连天的战争中竟将火药露天放置，结果导致由敌人发射来的炮火引爆，加剧了自身的毁灭(48)。在北京城之战中，日军发现清朝并非缺乏先进武器，在其占领的东直门内的器械局里"有大量的新式速射炮"，却被锁于仓库，并未应运。究其技术层面的原因在于清军尚未掌握新式速射炮本体与底座的结合方法，故这些速射炮"都只是结合了一半"，而"记载结合方法的书籍散乱了一地"(49)。
    其三，清政府所做的备战工作极不充分。日军发现"在城门特别是东直门、朝阳门的第一、二门中间的围墙内排列着大量的石灰壶"，这原本是当八国联军攻入死角时，用于从楼上往下扔掷的，"却尚未搬运到楼上"。而且，"在朝阳门到帝城之间的街道上还筑起了石灰山，却尚未装入壶内"，"在朝阳门、东直门附近的台枪、旧式炮、刀抢等旧式武器被扔得到处都是，但新式枪、炮等却依然收纳在城内的仓库中，而被我军占领，可见其防御准备是极不充分的"(50)。日本从军记者还发现北京城墙"草木丛生"，"枪眼毁坏，炮铳生锈"，感叹清政府"漫不经心、自甘堕落，着实令人惊讶！"(51)
    其四，部分高级官员与将领缺乏抵抗决心，仍以逃跑为事。日本官方及民间舆论虽都对义和团运动中清军与义和团的表现给予了正面评价，但也注意到以天津道台、府尹及直隶总督裕禄为首的高级官员、将领先行逃跑，即便是最高将领荣禄麾下的武卫中军主力也"在西华门内西什库附近，毫无抵抗联军之意"(52)。《读卖新闻》的从军记者永田新之允报道称：在天津城内"尽管仍有枪械弹药，尚有充足的物资决一死战"，最高官员与将领"却做出如此怯懦(逃跑)的行为"，评价其"尚未完全摆脱支那人的通病"(53)。部分官员的逃跑现象致使日本认为义和团运动时期中国的进步是有限的，整体而言依然处于"甲午战争的延长线上"(54)。
    总之，在义和团运动中，日本既看到了中国的"变化"，也看到了中国的"因循"。当时"变化"虽比"因循"少，但国民精神与风气的"变化"，代表了中国走向近代民族国家的发展潮流与方向。遗憾的是，日本被侵华贪欲所驱使，在"变化"与"因循"之间更看重了后者，依然固守"中国亡国观"。这种模式在此后中国的一系列变革中也未发生根本变化，使其扭曲的对华观丧失了自我修正的能力。
    四、义和团运动对日本对外战略的影响
    列强占领北京后逼迫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中国正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影响并不局限于中国，而是波及于世界，尤其是对日本的对华观、自我观与对外战略均带来了深远影响。
    国家对外战略与政策的选择，是建立在对外观与自我观的基础上的。众所周知，义和团运动后，西方列强看到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甲午战争以来的"瓜分"政策。与此相反，日本却进一步强化了既有的"中国亡国观"。
    首先，日本在其"中国亡国观"中又增加了清朝"缺乏作为国家的资格与统治能力"的新判断。尚在开战阶段，日本媒体就纷纷宣称清政府丧失了统治能力。"亚洲主义"者陆羯南宣扬"已不能将北京朝廷视为一国政府……现在的北京朝廷已丧失了统治臣民的能力"(55)。《国民新闻》也称："清国不能镇压暴徒，表明其没有作为主权国家履行职责的能力；毫无保护外国人生命财产的诚意，则表明其缺乏自立于文明世界的资格。"(56)战争结束后，首相山县有朋在《庚子事件善后策》中如此分析："清国动乱并非成因于一朝一夕，而是由来于政府没有统治力、国民没有思国心，已丧失了国家生存之条件。"(57)以该种论调为契机，此后日本逐渐兴起"中国非国论"，用于为侵华政策提供理论依据(58)。
    其次，日本的"中国亡国观"在程度上也得到固化与升级。"中国亡国观"不仅是一种判断与认识，也是一种对华态度，包括对华政策取向在内。本就各怀鬼胎的列强在攻占北京后就对华政策问题产生分歧，英、美等列强倾向于"保全"中国以谋取经济利益，而有地利之便的俄国则倾向于以武力为后盾"瓜分"中国。日本国内就该问题亦分为两派，一派主张"保全中国"，另一派则主张"分割中国"。宪政本党的创建者大隈重信认为中国已成为世界市场，日、英、美等列强在华拥有重要的经济利益，故列强与其瓜分中国造成贸易壁垒，莫如联合"保全"中国，在"门户开放"的框架下共享在华利益(59)。该论调名为"保全"，且倡导"中日提携"，实际上是鉴于日本军事力量不足以在列强瓜分中国的武力争夺中获胜，而试图在形式上"保全中国"的完整，以在经济与政治竞争中凭借其接近中国的地缘优势与中日"同文同种"的文化背景主导中国的近代化改革从中扩张日本的利权。政友会则倡导"中国分割论"。从宪政本党改宗加入政友会的尾崎行雄批判"中国保全论"称："夫支那乃大国，有四亿余人口，养五十余万常备军，北京却在两月间就被不足五万之列国联合军所攻陷！如此软弱之国民到底不能独立。盖云支那已从根本上归于灭亡亦未不可，岂可拉此已亡之国而行保全者乎？"他认为宪政本党的"中国保全论"只不过是一种"欺瞒手段"，主张与其"欺瞒"，莫如直接标榜"中国分割论"(60)。实际上，不论是"中国保全论"还是"中国分割论"，其对华态度皆无平等可言，二者均是在"日本文明"与"中国野蛮"的对立图式中，将日本视为世界一大列强而在商讨对一个被列强任意践踏且终将走向灭亡的侵略对象的处置问题。与陆相桂太郎渊源颇深的《国民新闻》更是提出"象形蚯体"说，即："今之老帝国，恰似下等动物的形体，并没有一套完整的机关，无论切断何处，都还能留下几分生机。将之分为千百份，就是千百份的个体。若使之保持整体状态，也无非是千百个个体的呆然杂处，中央的统治神经不能支配全体。如象，如鲸，大则大矣，欲杀之亦可也。如蚯蚓断首尾动，切尾首动……是于象身嫁接了蚯蚓的结构。"(61)不得不说基于"中国亡国观"之上的"象形蚯体"说，其"理论结构"与此后日本实施的"肢解中国"政策如出一辙。
    再次，庚子事变后日本的对华观发生了整体而又彻底的逆转。吉野作造如是回忆："甲午战争胜利后，大多数日本人都怀有轻侮支那之念，但也有一部分人反而痛感到必须预防支那的复仇战……直到义和团运动，慈禧太后等清朝政要都西逃，支那在整个日本人心目中的形象才发生了全面逆转。"(62)日本对华观的全面逆转，必然使"中国亡国观"在范围上也得到拓展甚至是蔓延，从而使其成为此后日本不断推行侵华政策的一大决策依据与社会基础。
    在自我观方面，日本完成了作为"世界列强"的自我定位，在中国问题上增加了相对于欧美列强的自信，这刺激了其"称霸亚洲"的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