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近代世界连为一体时，任何一个国家的自我观都不可能独立存在，而是与对外观联动发展的。对于日本而言，卧榻之侧的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其建立自我形象的重要参照物。甲午战后，日本虽确立了"东洋盟主观"(63)，但尚未形成"世界列强"的自我观。庚子事变后，通过日军在八国联军中发挥的"中坚"作用，日本增强了相对于西方列强的自信，并完成了作为"世界列强"的自我定位。而且，由于事变过程中日本媒体一方面高唱日军纪律严明等"文明形象"，另一方面却嘲弄其他列强的"非人道主义"，故日本民众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社会文明等领域也表现出对列强的自信。《中央新闻》报道称："日本在军事上的进步已绝不落后于白种人，各种法制建设也不仅不劣于欧洲各国，甚至有许多更为进步之处。"(64)作为当时第一大党的政友会，其态度更显得有些狂妄："当今日本帝国在建国三千年的历史当中处于全新境地……日本进入欧美列强俱乐部，成为世界强权，与白皙人种登上同一舞台……并在每一出戏中都证明我国只有超出其他主角而无劣之者。"(65)
    日本"自我观"的膨胀，刺激了其在"携欧侵亚"的战略框架下，要求在亚洲发挥列强之中坚的作用以遂其"称霸亚洲"的野心。在媾和过程中，《大阪朝日新闻》已宣扬日本在中国问题上"进退皆为主人公"(66)。政友会的林包明在《远东策论》一文中设置了"帝国是远东问题的主人公"一节，如是谈到："列强不如我国了解清、韩，又不若帝国能得二国民心。加之，我国航海派兵之迅疾远非他国可比，况且开拓新殖民地常须军队临之。退一步而言……经营远东，得我助者，其力增倍，失我助者，其力减半……故我国应借此有利地位，巧夺先机，方可成为名符其实的远东主人。"(67)可见，通过义和团运动日本确认了自身在列强竞争中所处的优势地位，其称霸亚洲的野心随之膨胀。
    在对外战略方面，日本借助义和团运动在行动上首次真正地实现了外交上的"脱亚入欧"战略。近代日本所谓的"脱亚入欧"，至少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在文物制度上"脱儒习欧"、"脱亚从欧"，二是在对外战略上"脱亚入欧"、"携欧侵亚"。前者仅靠日本的自我意志便可实施，后者则须有西方列强的认可方能实现。明治政府建立之初便在文物制度层面上实施该战略，展开了全方位的近代化政策，至甲午战前其各项改革已卓有成效，但在对外战略层面上的"脱亚入欧"却远未能达成。这是由于此间列强在日享有治外法权等特权，日本对列强尚处于修改不平等条约、追求国家独立的阶段，并无能力与资格与列强站在对等地位。甲午战后，日本通过对清战争的胜利确立了亚洲大国地位，并向列强展露了西方式的"文明"与"实力"，方得以与列强达成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协议与意向，直至日俄战争彻底遂愿并成为世界大国。从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的10年间，正是日本在对外关系上从无资格与列强"平起平坐"逐步转向与列强"并驾齐驱"的过渡阶段。此间，日本在"三国干涉还辽"中，认识到与帝国主义国家结盟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在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以撤兵威海卫为条件换取了英国在福建"不割让"问题上的支持，为实现对英协作关系奠定了基础(68)。义和团运动爆发后，由于中国抵抗列强侵略之规模空前，欧美列强苦于"鞭长莫及"，而不得不主动求助于日，这为日本与列强结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脱亚入欧"战略提供了大好时机。故曾倡导"中日提携、共御西辱"的日本不惜背信弃义，加入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在具体行动上首次实现了外交上的"脱亚入欧"、"携欧侵亚"战略。
    义和团运动后，俄国借口义和团运动出兵占领中国东北的军事行动，打破了列强在华的原有均势，这在促使英国摆脱"光辉孤立"的传统外交政策的同时(69)，也为日本攀结世界首强提供了重要契机。日英两国正是在出兵镇压义和团运动尤其是在应对义和团运动后俄国军事占领东北的局势中逐步建立了互信、互利关系，并于1902年缔结了针对俄国的战略同盟。1904年，日本更是借助日英同盟发动了日俄战争，攫取了成为引发十五年侵华战争之导火索的所谓"南满权益"。
    总之，通过义和团运动，日本不仅强化了"中国亡国观"，而且确立了作为"世界列强"的自我观，并在行动上真正地实现了明治以来梦寐以求的"脱亚入欧"战略。此后，直到发动"九·一八"事变、退出国联，日本政府均在不断被强化的"中国亡国观"的基础上，借助"脱亚入欧"、"携欧侵华"的战略框架实施了一系列侵华政策。然而，对"称霸亚洲"的诉求，暗含了日本的"脱亚入欧"战略势必遇到瓶颈，这为其在20世纪30年代选择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开辟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路线，并最终发动太平洋战埋下了伏笔。
    ①中国义和团研究会编：《义和团运动11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年)较为集中地收录了相关成果。
    ②李里峰：《从"事件史"到"事件路径"的历史--兼论〈历史研究〉两组义和团研究论文》，《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
    ③王先明：《义和团与民族主义运动的时代转型》，《历史教学》2011年第2期。
    ④关于19世纪80年代日本的亚洲主义可参见杨栋梁、王美平：《日本"早期亚洲主义"思潮辨析--兼与盛邦和、戚其章先生商榷》，《日本学刊》2009年第3期。
    ⑤大山梓编：《山县有朋意见书》，东京：原书房，1966年，第251-253页。
    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33卷别册1(上)，第二九三号文书，东京：日本国际联合协会，1956年，第319-320页。
    ⑦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33卷别册1(上)，第二九八号文书，第321-322页。
    ⑧《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胡滨译，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1页。
    ⑨大谷正：《近代日本的对外宣传》，东京：研文出版社，1994年，第2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