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传统的东亚世界国际政治关系，中外学者皆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为共识，然而很少有学者研究其具体表现。例如，关于东亚诸国向中国派遣朝天使和燕行使的情况研究已多，但对东亚诸国之间相互交往如鲜日通信的考察少见；①关于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华夷秩序(或言朝贡-册封制度)探讨已深，但缺乏对华夷秩序在周边国家的延伸的关注。具体到朝鲜与日本之间通信使往来，14至19世纪多达一百三十余次，②资料颇为丰富，然相关成果极不相称。③另一问题是，虽有学者注意到在朝日等国存在华夷秩序扩大化的迹象，但对这一迹象缺乏细节上的考察和问题上的分析。④至于把以上两种问题联系起来加以研究，则至今尚付阙如。发生在李朝宣祖庚寅年间(1590年，即明朝万历十八年)的鲜日通信活动背景复杂而典型，其间出现的诸多摩擦事件透露出华夷秩序在鲜、日两国的无形扩大及其影响，解读这些细节可以加深对传统东亚国际关系的认识和理解。
    一、庚寅通信始末
    万历十五年(1587)九月，日本使节橘康广到达汉城，通报丰臣秀吉统一全国及要求朝鲜通使之意。⑤朝鲜不明实情，商议对策，很多人反对。例如，赵宪认为丰臣秀吉弑主自立，接待其使有违道义，主张诛杀来使表明外交立场；李命生认为鲜日邦交已久，接待叛逆使者有违交邻之义，而秀吉遣使刺探情报，居心叵测，主张拘留来使，通报明朝，然后派军讨伐。朝鲜王廷权衡再三，最终决定“但答其书契，而称以水路迷昧，不许送使”⑥。
    万历十七年五月，秀吉又令宗义智和玄苏来求信使。这次形势有变，秀吉见朝鲜拒绝交往，决定兴兵犯境。而义智乃对马岛主，其岛在朝鲜半岛与日本九州间，年产不过三月之供，主要依赖与朝鲜贸易，一旦中断贸易影响巨大。⑦故而义智冒死劝阻出兵，亲自出使斡旋。而朝鲜亦看重与对马关系，不忍自毁藩篱，同时担心惹恼秀吉，遭其蹂躏。于是，朝鲜这次廷议遣使问题出现分歧。以领议政李山海、礼曹判书柳成龙为首一些大臣开始主张遣使回聘；前参判李山甫依旧反对遣使；户曹判书尹斗寿则主张奏报明廷再说，由此“议久未决”。这时有人重提竹岛之役，认为可以要求日本刷还竹岛叛民，若其诚心照做，再议通信。⑧义智迅即派人回国报请，秀吉遣还叛民及被掳边民，并解释对日军剽掠竹岛并不知情。朝鲜王廷为此隆重庆贺，款待日使，柳成龙亦趁机上书，“启请速定，勿致生衅”。次日朝会，一些官员也建议借机观察日本动向。至此，朝鲜确定对日遣使。⑨
    万历十七年六月，朝鲜王廷任命黄允吉、金诚一为日本通信上、副使，许筬为书状官。次年三月，信使一行启程。四月，由釜山出海；五月，至对马岛；七月，达堺滨的引接寺；同月二十二日，入日本国都；十一月七日，拜见秀吉；万历十九年二月，回至朝鲜复命。⑩在这次交往过程中，发生了一系列朝鲜使臣认为日本“违礼”的事件。归结起来如下：
    (一)宣慰使事件。宣慰使是负责欢迎和接待入境外国使节的官员，差遣宣慰使是外交礼节之一。对橘康广、宗义智之行，朝鲜均能依礼迎慰。但这次朝鲜使臣在对马岛登岸后，却未见日方来人。朝鲜信使认为日本交邻违礼，展开严正交涉，酿为事件。
    当时，副使金诚一责问日方为何宣慰使违约未至，而译官以路途受阻应对。对此，正使黄允吉急于赶路，未打算追究。而金诚一强调事体重要，指出若姑息之，日方会照例因袭，更加怠慢。(11)在其坚持下，“平行长果以宣慰使来，待风一岐岛矣。”(12)
    考查该事件记载，文献仅见金诚一与黄允吉往来书信。不过，还有史料亦可佐证两点：其一，事先朝鲜确曾与日方商约接待礼仪，金诚一责问之语不为虚妄。据朝鲜实录载，万历十七年十二月三日黄允吉奏报：“臣见客使，问曰：‘我国之不通信于贵国久矣。一则畏风涛之险，一则虑海贼之患。今者我殿下重新王之信义，嘉客使之诚恳，特遣使臣，修百年永废之礼，此盛举也。吾辈到贵国，则国王必有接待之礼，其间节次，可得闻其详耶?……’玄苏答曰：‘弊邦接待之礼，余今难定，到弊邦当告云。’”(13)其二，朝鲜使节却曾在对马岛逗留多时。细查其行程：“(五月)初四日，到对马岛，传命岛主。……六月，发船泊一岐岛。”(14)一岐距对马仅40余里，到对马后信使们首先“登东峰，望一岐岛”。如此短促的距离和明确的登途意向，且无待风等其它必须之事，信使为何要逗留一月之久呢?使团六月出发到一岐岛就又驻留，并因是否主动约请宣慰使见面而发生内部争议。可见这一个月专为等待宣慰使到来。
    (二)国分寺事件。在对马岛上，使臣受邀游览名胜。在国分寺，使臣在玄苏安排下入宴中堂。义智后至，竟然坐着轿子径直入场。金诚一认为：“咫尺之地，乃敢偃然乘轿，历阶升堂，睥晲使臣有若臣仆然。虽曰夷狄无礼，亦有君臣上下之分，义智何敢乃尔耶?”(15)。于是与书状官许筬等相继离席，以示抗议。见信使反映强烈，日方被迫道歉示好。先由船主派人传话，说是接待副官年轻失礼，非常后悔；继而告知岛主及都船主等闻知此事，切责副官；最后推说轿夫不听使唤，已经将其逮捕处刑。(16)
    关于国分寺事件，《朝野佥载》云：“其在对马岛，平义智(17)请使臣宴山寺中。使臣已在座，义智乘轿入门，至阶方下。金诚一怒曰：‘对马岛乃我国藩臣，使臣奉命至，岂敢慢侮如此?吾不可受此宴。’即起出，许筬等继出。义智归咎于担轿者，杀之，奉其首来谢。自是倭人敬惮诚一，待之加礼，望见下马。”(18)不过令人奇怪的是，宗义智竟因一时失礼杀人谢罪，对于对马岛地方而言无疑是严重事件，但《宗氏家记》并无记载。宗氏既要仰仗朝鲜供给，又不敢违抗秀吉命令，不得不尽力周旋，很可能对此类事件有所忌讳，刻意隐瞒。
    (三)“礼单”事件。七月至堺滨，“有西海道某州某倭等送礼单，其书曰：朝鲜国使臣来朝云云”。朝鲜信使认为：“倭人以来朝为辞，辱莫大也。辱身且不堪，况辱国乎?”为此拒绝接受礼物，一致抗议。面对强烈抗议，宣慰使和都船主先后派人致歉，解释文书是请人代写，而自己不通汉文，以致失误得罪。见其态度诚恳，朝鲜使臣勉强接受了礼物。
    然而事情并未结束，同月十一日肥前州官员馈食接待，公文亦写“朝鲜使节来朝”等句。这一次，通事陈世云未与正、副使沟通，私下里敦促日方作了修改。金诚一严厉斥责通事越权：“世云之罪可杖也。书辞如彼，则宜告使臣以听处分；而经草本，径自却之，是世云爲使臣也。”同时强调日方一再犯错，情结严重：“西海之倭，前既失辞，而使臣却之不严，故今又如此，其辱尤大矣。”为此，金诚一拒绝签名回礼，不受倭人酒食。(19)
    (四)传命事件。为了完成使命，信使一行急于见到秀吉，递交国书。然其七月份即到日本国都，十一月七日才“得以传命”。(20)这一环节耗时五个月之久，引起了信使的不满。金诚一云：“经夏涉秋，尚未致命，圣主宵旰之念，远臣闷迫之情，当何如耶?且古者交邻之义，必敬其使，而不敢忽焉。敬其使，乃所以敬其国也。使者入国，而怠于为礼，淹留旷日，不时接见，则是不有邻国也。此岂以礼为国之道乎?”(21)
    于是，朝鲜使臣通过以下三件事情予以应对：第一，拒绝义智请乐。九月份，义智两次向朝鲜使臣“请乐”，希望朝鲜使团所带乐队赴宴助兴。朝鲜使臣强调未传王命不可举乐，并指责日方不重国交，而义智亦颇失礼。(22)第二，拒绝观光安排。十月二十八日，义智派副手通知，次日秀吉出游天宫，使臣可去观光。金诚一婉言谢绝：“异国光华，固愿见也。但王命未传，使臣义难出入也。”次日义智亲请，并恐吓“不从且有悔”。正、副使依然不应，只派书状官前去敷衍。第三，拒绝行贿秀吉左右。由于迟迟无法传命，有日人撺掇行贿秀吉亲信民部卿法印、山口殿玄亮等，金诚一当即反驳：“使臣衔命出疆，虽一于礼而不苟，尚虑失身而辱命，况可行货于左右乎?”其人辩解宾主馈赠属于常理，金诚一则认为“行礼有时”，王命未传无由馈赠。结果，“上使为之屈”，此议遂寝。(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