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礼单和传命事件，日本史料亦颇稀见。不过据载李朝英宗四十年甲申(1764)朝鲜士人赵观随信使至日，与日本太学士陶国兴交往，曾得一部秘录。尽管这部日本文献今难看到，但陶国兴与赵观书信及李家焕的题跋尚在，指出日本记载庚寅通信事与朝鲜文献“昭然如合契”(24)，可以推测该文献所记述内容及所持观点与金诚一书信能相吻合。与此相应，庚寅通信后朝鲜上下盛赞金诚一“善使”，相关史料随处可摭，可见这些外交事件已广为人知。
    (五)“书契”事件。丰臣秀吉回复国书出现问题，导致双方两点争议。
    一是接受国书的地点与时间。十一月七日朝鲜使臣得见秀吉，然而并未当即得到日本答书。十一日，日方指令信使返程到堺滨等候答书。金诚一奋力抗辩，认为未受国书不能回返，关白人在都城而令使臣堺滨受书于理不合，令人难以相信。于是坚持留在日本国都，直至得到秀吉国书。(25)
    二是国书言辞违礼问题。十九日使臣接到日本国书，但见其措辞悖慢。书称朝鲜国王为“阁下”，带来礼品为“方物”，遣使东行为“入朝”，显然视朝鲜为藩臣；而“一超直入大明国”等语，则张扬侵据整个东亚之野心。(26)金诚一写信与玄苏等辩论，一一剖析日本国书问题所在，表示不改国书决不回国。(27)玄苏辞屈，“许改‘阁下’、‘方物’、‘领纳’六字”，但“‘一超直入大明国’、‘先驱入朝’等语，诿以入朝大明，终不许改”(28)。
    书契事件反映鲜、日外交摩擦达到白热化。该事件为两国朝野所重视，且经过亦在川口氏《征韩伟略》中引用《太阁记》、《征伐记》、《秀吉家谱》及五山藏书等日本史料翔实记述，情节亦无二致。(29)至于秀吉前后国书，在日、鲜史籍中多有录存，可以比照；关于国书问题研究，学界认为秀吉犯明意图明显，未见异议。(30)
    二、华夷秩序在朝鲜和日本的扩大化
    那么，庚寅通信与华夷秩序扩大化有何关系呢?我们不妨从以下几点来透视。
    (一)庚寅通信的特殊背景和性质
    明初，太祖将朝鲜和日本一同列于不征之国，而朝鲜和日本亦向明廷定期朝贡并受其册封，此时二者皆处于以明代中国为核心的“册封-朝贡”圈内，两国相互遣使通信，属于藩国交往之常规。所谓“‘通信’者，传通讯问也”(31)。故而两国通信各不下60次，明廷并无异言。然而到16世纪中期，朝鲜与明廷关系愈加紧密，日本则退出了这个体制圈，两国往来已属“外交”。从藩国身份来讲，“臣子无外交”，朝鲜再无与日本独立交往的理由。因此，这一时期“朝廷以通信之称为嫌，且以不可奏闻天朝，故议改使号”(32)。朝鲜王廷以改使号等方式继续与日本私自往来，隐藏着其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华夷秩序圈之潜在目的。
    考察朝鲜半岛史，可知该地是受华夷观念和秩序影响最深的地区。早自7世纪起，新罗就开始“以夷易华”之努力；至李朝成宗时期，朝鲜习惯自称“小中华”(33)；宣祖时，甚至认为朝鲜“实中国之地，使我国治之”(34)。同时，朝鲜视女真、对马部族为“野人”。日本游离出明朝主导的“册封-朝贡”体制，“自甘为夷狄”，在朝鲜看来就是“化外之国”，不能与自己同等地位。回顾前文，朝鲜同意接待日使，是想到“化外之国，不可责以礼仪”；反对遣使通信，则因为“日本臣逐其君而我受之”，是“侮辱我礼仪之君臣”。其前后姿态无非表现朝鲜已然“礼仪之邦”，身亦“中华”国度，而对马、日本蛮夷也。实际上，朝鲜也的确建立了自己的华夷秩序圈。北之女真，南之对马，历史上确曾向朝鲜进奉方物，并接受朝鲜王廷封赏。琉球与朝鲜有官方往来，竟被其一概视为朝贡。至于日本，自然也在朝鲜华夷秩序圈的经略范围之内。
    不过，朝鲜是把自身华夷秩序圈厘定在中国华夷秩序圈内的。总体而言，与中国交往是其外交重点，“事大”是其核心政策。而针对不同层面，朝鲜上对中国王朝行以“事大之礼”，下对女真、对马施以“字小”之仁，中对同为中国藩属的平行国家遵行交邻原则。在这种背景下，朝鲜经营自身秩序圈的活动常会与“事大之礼”产生矛盾，也会受到中国王朝的强大压力。庚寅通信前夕朝鲜王廷的激烈争论和纠结心理，以及很长时期内因诱使朝鲜半岛北部女真等部族进贡而导致朝鲜与明朝之间经常摩擦等现象，都说明了这一问题。基于此，朝鲜经常把经营自身秩序圈的努力隐藏在内心，或默化为华夷秩序约束下文明的礼仪制度。由此我们看到，尽管朝鲜视日本为蛮夷并欲纳为藩属的心理非常明显，但有时付诸外交却演化为交邻行为。庚寅通信就是这样，朝鲜不但国书强调“以敦邻好”(35)，而且使臣也只计较交邻礼仪。
    (二)朝鲜遣使的原因和目的
    分析前文，当时朝鲜遣使理由有四：一是将日本纳入自己的华夷秩序圈内；二是刷还之事给足了朝鲜王廷面子；三是对马“作我东藩，义则君臣”，而面临战祸，不能不救；四是担忧拒绝遣使会导致丰臣秀吉出兵侵犯。庚寅之行，朝鲜使臣自称“传命”。“传命”何意?传达王命也。朝鲜视日本为藩属，意甚明了。刷还之事，本属朝鲜要挟，而在宗义智周旋下竟然得到日本积极配合。此时在朝鲜看来，似乎日本已经屈服，表明了藩属身份。因而朝鲜王廷倍觉体面，痛快遣使。考虑对马安危，是出自君臣之义，更能表现出朝鲜对自己华夷秩序圈的经营力度。至于担心秀吉出兵，纯粹是朝鲜国防需要。不过，朝鲜毕竟还是大明属国，并非不顾忌明朝态度。朝鲜君臣最初非常纠结。例如，李命生立足于事大之义严厉斥倭，主张拘留其使，上报明廷，众人以为并非善策，然亦担心明廷责难，同时把事大礼仪和本国需求诸多因素都考虑在内，乃至日夜讨论，难以决断。(36)最后，朝鲜还是瞒着明廷向日本派出了通信使，无疑，还是朝鲜自身的诸多利益特别是建立和扩大自己的华夷秩序圈的需求起到了决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