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日本通使朝鲜之动机
    日本之所以主动交通朝鲜，就当时形势而言，秀吉政权亟须朝鲜承认以获稳定，而长远看来则有更深意图。据已有研究，早在7至9世纪与唐朝频繁接触时代，日本注意吸收中国文化，受华夷观念影响，私以“中国”自称，而视虾夷、奄美等为夷狄，新罗、渤海等为藩国；同时开始从制度上构造以自己为核心的小型华夷秩序圈的尝试。(37)从此以后，在很长时期内日本尽管并无足够能力确立宗主国地位，但其民族优越感和日本中心主义却逐渐膨胀。(38)特别在对朝鲜关系上，形成了朝鲜历来臣属日本的观念。川口氏《征韩伟略》开篇即引《日本书纪》云：“往古朝廷之盛，三韩朝贡。其服也，绥怀抚安；其叛也，征讨声罪。或置日本府其地以统驭，遇之以藩国之礼。”算是这种观念之阐发。到16世纪末期，东亚国际形势发生了微妙变化，明帝国已呈衰落之势，周边民族和国家趁机崛起。这时丰臣秀吉以其枭雄个性催生野心，多年筹划入侵中国大陆，同时致力于控制琉球、中国台湾乃至菲律宾等地，意在取代明帝国的宗主地位。(39)对于朝鲜，假道和占领是其经营规划中必须先行的一步，故而志在必得，毫无顾忌。在庚寅通信过程中，日本迎慰怠慢，奴视信使，胁迫观光，礼单、国书中更是张扬“来朝”、“入朝”、“方物”等字眼，无不透露着视朝鲜为藩属的顽固意识和将其纳入其控制范围的外交企图。
    然而，华夷秩序在日本扩大化的态势与朝鲜迥异。由于处于东亚华夷秩序圈边缘，日本吸收华夷观念并不完整，夹杂了以神话传说为基础的神道思想，从而将维持王姓视为“中华”主要标准。在此观念主导下，它鼓吹天皇万世一系和日本中心主义，把自身摆到极高位置，甚而企望突破东亚传统国际秩序来构建以日本为中心的秩序圈。尽管是在中国华夷观和华夷秩序圈影响下形成的，但日本“华夷秩序”与中、朝不同，实已变质。(40)具体到对外政策，由于很少受到华夷圈体制约束，日本鼓吹交邻原则。不过其所谓交邻政策，往往拿来针对东亚核心国家，企图与中国分庭抗礼。至于对待邻国，交邻则成为一种表面说辞。在庚寅通信活动中，丰臣秀吉将其发挥到极致。他一方面请求朝鲜答聘，另一方面则恣意违礼，非只侮慢朝鲜，甚至张扬侵犯和取代大明之野心。(41)
    总之，以中国为核心的华夷秩序奠定了古代东亚国际关系大局，这种观念和机制影响周边国家，导致朝鲜、日本等国形成各自的华夷观及秩序圈。日本学者川岛真认为，华夷秩序是东亚外交所共有的世界观，朝鲜、日本等国也以自身为华，周边为夷，并有着以自己为顶点的华夷秩序，这也许是源于中国的华夷秩序扩大化。(42)例如，将日本华夷观和秩序圈视为一类变种，此论不失为对该问题的一种共识。
    三、认识偏差和摩擦事件
    我们对朝鲜、日本等国华夷秩序圈的认识不应仅止于此，因为目前学界对其争议尚存。如日本型华夷秩序，不少学者认为在17世纪30年代得以确立，有些学者则认为这种秩序实际上并不存在。(43)其实，争议产生的原因主要是这里存在着现实和观念两种不同层面，而学者各有自己的视角和侧重。朝鲜型华夷秩序同样如此，它对于马岛及某些女真部族，在某种程度上算是现实意义上的华夷秩序，但对日本、琉球等国则从未建立起真正的朝贡-册封制度。特别在朝鲜与日本之间，尽管双方都视对方为蛮夷，且有将对方纳入自己华夷秩序圈的企图和努力，但在近代以前都未如愿以偿。具体到庚寅通信活动，在两国之间现实存在者仅是各自观念层面的优越感。(44)也正是双方都存在自我优越感，并试图将对方纳入自己的华夷秩序圈，才导致一系列摩擦事件的发生。
    从宣慰使事件说起。朝鲜以礼仪之邦自视，非常重视使节迎慰仪式，“故东平馆接见之日，首及此事，则玄苏答曰，我国当差官迎送云云”(45)。可见朝鲜已经事先提醒，日使也痛快答应。但是当朝鲜信使踏上日本国土时，并无宣慰使踪影。金诚一对此严厉责难，日方才迟迟派人来接。在此处，朝鲜使臣以礼仪文明藐视日本，认为日本已经“违礼”；而日本原本就视朝鲜为藩臣，慢待是其心态初露。
    不久，国分寺事件发生。宗义智乘轿登堂，在金诚一看来日方严重“违礼”，即使一般夷狄亦不致如此。日方遭遇抗议时虽委蛇应对，但无法排除其戏弄朝鲜使臣的动机。继而礼单事件迭起。日本地方官员两次书称信使“入朝”，可见以朝鲜为藩国的观念或意图并非秀吉一人所有，而是从中央到地方已成共识。
    观光、传命和书契事件的接连发生，可以说是两国对彼此政治关系认识偏差在交往碰撞中导致矛盾激化的表现。金诚一在应对行贿事件时曾明确表示：“堂堂大国之使，奉圣主明命，不能宣扬威德，使之稽颡于朝台之下，其屈辱亦已大矣。”(46)可见朝鲜使臣以传命姿态出使日本，极望使得日本俯首归化，经营其华夷秩序圈的意图非常明了。只是倭人冥顽远出意料，以至于金诚一等反应极其强烈。因而在这些事件中，朝鲜使臣拒绝观光秀吉出行，谴责日方拖延时日，最后以死抗议秀吉国书用词。或许有人会说，黄允吉和许筬与金诚一有所不同，似乎对日态度宽宏。然而看其“以为待夷狄之道，不可概以常规”、“夷狄不足与较”(47)等理由，及复命时认定秀吉发兵侵朝的做法，黄等则是因熟知日本蛮夷本性而不屑与争，甚至看透秀吉侵略意图而不抱外交幻想。
    至于日本一方，正因其经营自己秩序圈的动机更强，野心亦大，使得其在通信过程中屡屡“违礼”，变本加厉。其欲令信使观光秀吉出行盛仪，从邀请到胁迫，乃至要赴约的书状官“三往乃得见之”(48)。其后故意拖延接见仪式，硬是消磨朝鲜使臣五个月之久。秀吉接见更是自张本心。朝鲜使臣回忆，当时日方“引我使就席，不设宴具……其礼极简，数巡而罢，无拜揖酬酢之节……俄而有人便服抱小儿从内出，徘徊堂中。视之，乃秀吉也……小儿遗溺衣上，秀吉笑呼侍者，一女倭应声走出，授其儿更他衣。皆肆意自得，旁若无人”(49)。至交换国书环节，日方又以“朝鲜国王所赠书不应主公之意，以故不出答书，”(50)。而查朝鲜国书，并无对日本不恭的字眼。相反，日本国书则野心毕露，无所顾忌。
    最后，对摩擦事件可以一言概之：日本“违礼”和朝鲜责难同样出于其自我优越感和经营企图影响下的相互认识差异。所不同者是基于华夷秩序在两国扩大化的态势和性质不同，朝鲜标榜礼仪之邦，力行文明感化，而日本追求实际效果，不惜野蛮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