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兰王位世袭继承制的确立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不仅有利于维护王国的安定，而且进一步加强了王权，从而为苏格兰封建化提供有力的保障。苏格兰国王大卫一世登基后推行封建化，以重新建构国王与地方塞恩、王室与地方的关系。首先，通过土地封授在国王与贵族之间建立了等级契约关系，并以封建男爵取代塞恩来管理地方。从12世纪苏格兰王国的封建化过程来看，大卫一世统治时期的封土授予范围相对有限，主要集中在福斯(Forth)河以南，并未在福斯河北部地区推行。(13)12世纪后半期，苏格兰的封建化进程加快。早期代表苏格兰国王管理地方的塞恩逐渐为苏格兰封建男爵所取代，并被授予了固定的司法管辖权。其次，设立地方行政机构郡，加强了对王国的司法与管理。郡的设立始于大卫一世统治时期，旨在在国王与地方之间建立完全不同于王国形成之初的关系，降低塞恩作为王室管理者的重要性。(14)最初，大卫一世主要在苏格兰东部和南部的王室领地内推行郡制，由国王任命的郡长取代塞恩来负责管理。在福斯河北部地区，由于大领主、伯爵和大量塞恩的存在，郡的推行速度相对缓慢。至马尔科姆四世(Malcolm Ⅳ,1153－1165)统治末期，苏格兰王国已经建立了12个郡，1214年郡的数量则达到了19个。随着越来越多的小王国逐渐地纳入苏格兰国王统治之下，13世纪中期，苏格兰的大多数地区都建立了郡，1300年郡的数量已达三十多个。(15)至14世纪初期，苏格兰王国已基本建立了对国王负责的管理体制。郡的管理则主要由郡长负责，其最为重要的一项职责就是主持王家法院，协助法官审理案件，以维护王国的正义与和平。
    在封建化的过程中，苏格兰国王的权力得以从中央向地方延伸，王国事务也因而随之增多。在处理王国事务的过程中，苏格兰王室机构开始完善。12世纪初，王室机构较为简单，主要由王室诸官员(royal household)，(16)如文秘署署长(chancellor)、王室内侍(chamberlain)、王室总管(steward)、仆役长(butler)、治安官(constable)和王室军务长(marshal)等组成。然而，在处理王国日常事务的过程中，国王时常召开由王室重要官员、男爵和骑士组成的御前会议以询问建议。最初，御前会议参与人数较少，也没有固定的成员，因而其长官也由王室官员兼任。鉴于文秘署署长地位颇为重要且长于司法，遂被国王任命为“御前会议的首席大臣”。(17)12世纪中后期，苏格兰王国的立法与司法活动不断增多。国王经常召开御前大会议，以争取“主教、高级教士、伯爵、男爵和国王的自由封臣(free tenant)”(18)的支持。13世纪中期以降，随着御前大会议在圣诞节时定期召开，(19)逐渐形成了以集体决定处理王国重大事务的原则。这为苏格兰议会的产生提供了制度基础，由此苏格兰议会开始了其孕育过程。
    13世纪是苏格兰议会孕育和形成的重要历史时期。在此期间，苏格兰王国保持了长期的和平与稳定，这不仅为苏格兰议会的孕育和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土壤，而且为苏格兰城市的兴起和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自治市镇因而兴起并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长期以来苏格兰国王年幼时登基，成立一个重要机构处理王国重大事务被提上日程。然而，随着13世纪末苏格兰王国政治环境的骤然改变，以及小贵族和自治市镇力量的不断壮大，苏格兰议会形成的步伐加快。为应对王位空缺而引致的内乱和英格兰入侵的威胁，苏格兰议会应运而生。从此，苏格兰议会成为王国政府和国王加强王权的重要机构。
    从苏格兰议会的起源来看，其出现的时间与英格兰大体相同，(20)由国王的御前大会议演变而来。然而，由于苏格兰议会史的早期资料因爱德华一世的入侵而焚毁，完整地重构苏格兰议会的早期历史是较为困难的。鉴于“议会(colloquium)”一词在苏格兰议会形成与发展过程的重要性，因而有必要从词源学上对其加以辨析。有关学者通过对现存苏格兰议会文献的研究发现，“议会”最早出现在1235年，(21)其含义与法语中的“议会(parlement)”一词相同，意为“聚在一起谈话、谈论”(22)。但就其本质而言，“议会”为拉丁语词汇，有两层含义：一为私人之间谈话，二为针对某一问题的专门讨论会或会议。(23)首先，根据苏格兰早期文献的有关内容可以确定，“议会”为解决某种问题的专门性会议。因而，“议会”一词的出现则标志着苏格兰议会初具雏形。同时，这还说明在专门用以指称议会的词出现之前，具有其性质的会议就已经存在。这在理论上说明了新近学者提出的苏格兰和欧洲其他国家议会的起源时间大体一致的观点。从1235年至1286年有关议会召开的记录来看，仅有4次以议会命名的会议，(24)这说明“议会”只是偶尔召开，还未形成与早期的其他会议相区分的显著特征。其次，“议会”的基本功能也不确定，其政治、外交和司法功能仍混合在一起。最后，“议会”还保留着御前大会议的某些特征，主要为人员构成和集体决定原则方面，由此可见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
    在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 Ⅲ,1249－1286)统治时期，苏格兰议会的孕育与发展过程加快。稳定的政治环境为苏格兰议会的孕育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使其保持了发展的稳定性与连续性。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Ⅱ,1214－1249)统治时期，他以其智慧妥善地处理了苏格兰王国的内外关系，使苏格兰王国保持了长期的和平与稳定。(25)在与英格兰王国的冲突中，苏格兰王国共同体观念逐渐形成，成为凝聚王国各方力量的重要意识形态。1249年6月，亚历山大二世去世后，其年仅7岁的儿子继承王位，即亚历山大三世。当时英格兰陈兵边境，为缓解危机，亚历山大三世同英格兰国王签订了和平条约。但是，由于亚历山大三世年幼，缺乏处理国事的能力，苏格兰王国因而成立了由主教、伯爵和男爵组成的13人摄政会议来监国，(26)他们组成御前会议来负责处理王国日常事务。在处理王国重大事务时，御前会议则经常召开贵族大会议，以获取广泛的支持与认同。
    亚历山大三世去世后，苏格兰王国出现了严峻的政治环境。为应对王国内外交困的局面，苏格兰议会应运而生。首先，由于12世纪时西欧城市的兴起和商业的复苏，在西欧发生了商业革命。苏格兰自治市镇因而获得了重要的发展机遇，涌现了许多从事国际和地区贸易的市镇。其中，爱丁堡、阿伯丁和斯特灵(Stirling)最为著名，它们获利丰厚，逐渐成为国王税收的重要来源。(27)同时，贸易的发展刺激了小贵族的生产积极性和产品的市场化。为维护自身经济权益，自治市镇和小贵族参与王国重要事务的诉求日益增长，从而推动了苏格兰议会的孕育和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苏格兰议会的生成是中世纪苏格兰经济发展的结果。其次，由于亚历山大三世的去世，苏格兰王位继承陷入危机。由于缺少一位成年国王，1290年挪威少女(Margaret,Maid of Norway)意外死亡后又缺少明确的王位继承人，这使苏格兰王国面临内部纷争和分裂的危机。为化解危机和维护王国统一，由贵族广泛参加的议会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地位日益凸显。再次，英格兰对苏格兰虎视眈眈，入侵迫在眉睫。苏格兰人被迫革新，实行了摄政制度，由被王国共同体授予权威的大会议或议会负责咨询和监督。(28)由此，苏格兰议会被赋予政治权威，这为其形成提供了必要条件。最后，在摄政体制下，苏格兰贵族以议会为平台进行有效的合作，成功地树立了议会解决重大政治问题的典范。1286年3月，苏格兰王国以选举的方式产生了6位摄政(guardians)，(29)分别是圣安德鲁主教威廉·弗雷泽(William Fraser)、格拉斯哥主教罗伯特·韦夏特(Robert Wishart)、法夫伯爵邓肯(Duncan earl of Fife)、巴肯伯爵亚历山大·科明(Alexander Comyn earl of Buchan)、詹姆斯·斯图亚特(James the Steward)、巴德诺赫的约翰·科明(John Comyn of Badenoch)。由威廉·弗雷泽主教、邓肯伯爵和亚历山大·科明伯爵负责管理福斯河以北地区，另外三位摄政则负责福斯河以南地区。(30)苏格兰王国借此，维护了和平与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