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捐献与政治回报
    由于捐献具有的公益性和自愿性，捐献者获得的物质回报远远低于付出。一名获胜的悲剧合唱队长得到的奖励是一顶常春藤花冠，而狄奥尼索斯合唱队（dithyrambic）队长会得到一个青铜三脚鼎。为这样的奖品去竞争让波斯国王觉得不可思议：捐助者竟然不为金钱，而是为了荣誉。（17）在大部分时间里，雅典的富人之所以愿意履行捐献义务，看重的正是捐献带来的荣誉。政治家西蒙利用自己的财富资助同胞，莱昂提尼人高尔吉阿斯评价说，西蒙“挣钱是为了花钱，而花钱是为了获得荣誉”（18）。
    对古希腊的精英而言，利用财富换取社会的承认和荣誉比简单的财富积累更可取，这里隐含着互惠的观念：既然富人用个人的财富造福民众，民众应该给予回报。这是富人乐于承担捐献的思想基础。一般来讲，富人会依据自己的处境和需要要求某种回报。比如，吕西阿斯的一位诉讼委托人明确提出，他想要的回报只是能够继续享有他的财产：“在我为保护你们遭遇这么多危险后，在我为城邦做了这么多有利的事情后，我不像别人那样为这些行为要求回报，但是我不应该被剥夺财产。我不在意放弃我的财产，我只是不能容忍侮辱，我也不能容忍给那些逃避捐献者留下那种印象，即我没有因为为你们奉献而获得感激，从而证明他们不用自己的财产为你们服务是正确的。我期望从你们那里获得我应得的感激。”（19）
    每当精英成为诉讼的对象时，诉讼人一般都会列举自己过去的公共服务记录，表白自己是一个爱国公民，其目的是赢得陪审员的感激，使他们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判决。吕西阿斯的另一位诉讼委托人直言：“我五次担任船长，四次参加海战，还多次缴纳战争税；同时，我比任何人都积极地履行其他捐献……我花费如此多财富的目的是提升我在你们心目中的形象，以至于如果我遇到任何不幸，我在法庭上可能有更好的机会。”（20）法庭上这类表白极为普遍，或者说已经成为一种辩护手段，实际上是在间接要求陪审员的回报。一个富人吹嘘，他在8年时间里总共为各类捐献花费了大约九个半塔兰特（21）。他还说，如果按照法律的要求，其中的四分之一是不需要花费的，次数也不会超过四次，言外之意是有些是他自愿捐献的。为赢得陪审员的好感，诉讼人有时也会强调“他本有豁免权，却未要求豁免”（22）。
    与表白自己积极履行捐献同样具有说服力的，是指控对手从未认真履行过捐献。比如，德摩斯提尼的诉讼委托人在演说中说：“陪审员们，我可以说出许多表明我们是好公民的事件，我们和我们的父亲一生都在做三列桨战舰舰长，服兵役，履行我们的职责；而科农（Connon）和他家庭的其他成员都没有为城邦履行过这些义务。”（23）这位演说者把履行捐献作为判断好公民的标准。由于科农及其家人没有履行捐献，因此不是好公民，不值得感激。在某些情况下，即使对手承担了捐献，如果没有获得成功，仍然可以作为攻击的理由，因为不成功意味着他没有认真履行职责。伊萨乌斯第五篇演说的发言者指出，他的对手没有为城邦做过任何好事，虽然他在狄奥尼索斯节上为部落出了合唱队，但仅得到第四名，在悲剧中是最后一名；况且，这些义务还是在强制的情况下履行的。（24）
    在做了正反对比后，诉讼人会直接请求陪审员做有利于自己的裁决，并且使陪审员确信这种裁决不仅合乎正义，而且对他们有利，因为未来诉讼人会继续承担捐献。（25）虽然我们无法确定当事人的捐献行为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陪审员的判决，但两者之间的关系不容置疑。
    富有的诉讼人列举自己的捐献记录主要是为了获得陪审员的感激，但是通过这些演说我们发现，富人对待捐献的不同态度已经发展为社会公认的一种评判公民道德的标准。超额捐献、自愿捐献，以及忽略捐献豁免是民众认同的行为方式，有这些行为者就是民众眼中的好公民；相反，隐瞒财产和诉诸交换程序都是不愿意为民众服务的证据，凡有这些记录的人自然不能称为好公民。捐献行为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德摩斯提尼呼吁陪审员从他的监护人手里恢复他的财产，他声称：“如果我在你们的帮助下恢复我的财产，我自然愿意承担捐献；而这个人，如果你们让他成为我的财产的所有者，将不会做那种事。不要想象他会为了你们履行捐献；相反，他会隐瞒财产，以至能够合理地避免捐献。”（26）短短几句话勾勒出了两个截然相反的公民形象。某些富人利用捐献把自己塑造成民众眼中的好公民，这是非常有价值的政治回报，捐献成为他在法庭上，甚至在未来的政治生活中都可以一再利用的资本。而那些被动捐献者却很可能出力不讨好，为自己的政治生涯留下不良记录。
    正是基于捐献对个人政治生涯的这种重要影响，政治家之间也经常通过捐献互相竞争、讨好民众。在民主政治下，将军等重要官职由公民大会直接选举产生，要想获得这类官职，没有一定的公众影响力是不行的。因此，有政治野心的人往往利用捐献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为自己赚取政治资本。普鲁塔克记载，尼西阿斯既没有伯利克里那样天赋的美德和有力的辩才，也不会像克里昂那样用各种花言巧语讨人民欢心；但是，他有大量财富，于是就利用资助合唱队、竞技表演等形式提高名望，赢得人民的拥戴。（27）这种付出可能会转化为政治竞技场上的优势，为捐助者通过选举赢得官职。
    具体到两类捐献，回报收益也有差别。战船捐献费用高昂，而且捐献者个人承担的风险大。船长不仅要经常离家在外，甚至有可能丢掉性命。如果由于他的疏忽导致战船丢失，他还要缴纳5000德拉克玛作为补偿。（28）节日捐献本身花费较低，可能不足战船捐献的一半。由于参与节日的群众多，合唱队长能即刻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这本身就是一种回报。由于合唱比赛很快就能决出胜负，因此，承担节日捐献的富人有望在短时间内获得荣誉。船长的功劳却不容易为公众看到，即使获得军事上的成功，人们往往把它看成是集体的荣誉而忽略船长个人的努力。二者相比较，战船捐献是一项实实在在的负担，而节日捐献更像是专供富人炫耀身份地位的机会。这种差别，也使得船长的招募相对困难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