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富人的不满与制度的调整
    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对承担捐献的富人构成了直接冲击。战争给雅典的经济套上了紧箍咒，持续的战争支出已是不小的消耗，同盟反叛更是雪上加霜，这导致雅典公共基金锐减。公元前428年密提林暴动后，城邦首次向富人征收了战争特别税（eisphora）。（29）这种税是强制征收的，征收的数量和时间不固定，是富人在捐献义务以外的额外负担，这无疑是雅典经济状况恶化的信号。公元前415-前413年的西西里远征对雅典经济又是一次很大的消耗。修昔底德告诉我们：“没有哪个城邦曾派出过如此庞大、奢华的军队，国家和船长们为这支舰队花费了巨资。每个水手每天由国库支付一德拉克玛的薪金，船长们还给他们额外的报酬。随着这次远征很多塔兰特的巨额财富流出了雅典。”（30）从修昔底德的这段评论可以看出，不仅是国家，富人在这次远征中花费也很大。公元前411年的寡头政变尽管是一次政治事件，但可能隐含着富人对经济重压的不满，因为这些人都承担了很重的负担。（31）此外，公元前406/405年已经在实施的由两名船长共同负担一条船的做法应该是城邦针对富人的不满所做的调整。（32）与现实相对应的是，在这一时期的文献中，也出现了对捐献制度的控诉。老寡头断言：捐献使穷人变富，富人变穷。“在戏剧合唱队的训练中，在支持运动竞赛以及战船的装备中，他们知道是富人领导了合唱队，他们是被领导者，是富人资助了运动比赛，而战船上以及比赛中的人们是被领导者。但是，人们认为自己值得富人花钱做这些事，结果他们变得富有，而富人却日渐贫穷”（33）。在色诺芬的《会饮篇》中，卡尔米德把承担捐献义务的富人直接比作城邦的奴隶：在民主制度下，富人就是奴隶，因为城邦的经济义务都落在富人身上，所以加入穷人的行列就意味着获得自由以及对富人的统治权。（34）
    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整个政治、经济形势对富人更为不利。由于帝国的瓦解，雅典丧失了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同时，至少在战后一段时间里，来自劳力昂银矿等公共资源的收入也大大减少了，这些收入在公元前5世纪曾经减轻了民主政府对富人的经济压力。公元前399年，雅典开始实行公民大会津贴制，起初一个奥波尔，几年之内就涨到了三个奥波尔。（35）这是一次重要的民主变革，因此贫穷的公民也可以经常出席公民大会，参与国家政策的决策；而富人在承受政治影响力下降的同时，却不得不间接为穷人支付津贴。此外，重建海军和军事要塞的花费可能也要落在富人身上。在重建民主制的氛围中，民众更倾向于把富人的花费视为理所应当，用不着给予感激。在这种情况下，富人开始抱怨捐献威胁到了他们的经济安全：“任何人如果认为他的财产是安全的，那是非常错误的，战争税要带走他的财富，法律诉讼可能让他招致毁灭。作为将军他可能会发现自己陷入债务，为合唱队穿上金色长袍，自己可能被迫衣衫褴褛。被选为战船船长，他可能被迫上吊。”（34）伊索克拉底的话可能反映了公元前4世纪富人对捐献的普遍态度：有些人一再感叹他们的贫困和匮乏，而其他人却抱怨国家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义务太多，捐献以及财产交换有关的事情让人如此反感，以至于那些有钱人倒比那些一直贫困的人感到生活负担更重。（37）
    从公元前5世纪末开始，富人对捐献的不满在加剧，他们态度的变化一方面反映出整个经济形势的恶化，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们对回报的不可预期性和个人财富的逐渐减少有清醒的认识。首先，投资能否转化成实在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众。由于经济上的不平等，民众倾向于把捐献看做是基于富人的经济地位的一种义务。因为他们财富多，所以要利用财富为城邦服务；而穷人主要是把大量的时间奉献给了城邦的管理。大家都在为城邦服务，只是形式不同。正因为如此，富人感到有必要经常在公民大会或法庭等公共场合说明自己的财产使用状况，证明自己是如何无私地利用自己的财富在为城邦和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其次，与不可预期的荣誉和利益相比，财富逐渐减少却是捐献显而易见的后果。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以嘲弄的口吻揭示了这一社会现实。在《骑士》中，克里昂对腊肠贩说：“我让你供应一只三列桨船，你将因此而破产。我要给你一只带着破烂船帆的旧船，你得时常修理，时常破费。”（38）财富的减少甚至有可能使捐献者脱离富人行列，丧失精英的地位，这是得不偿失的后果。有人不禁感叹：“什么时候我们才能不再被公共义务和战船捐献毁灭呢？”（39）因此，在承担捐献的过程中，富人一定会谨慎地考虑自己的付出和回报之间是否平衡，“荣誉之爱”并没有强大到使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心甘情愿地付出。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理性的态度，当捐献越来越成为对个人财富的剥夺时，他们开始设法通过隐瞒财产来逃避捐献。吕西阿斯的一个诉讼委托人描述了他父亲的情况：“虽然他可以隐瞒财富，逃避服务，但他没有这么做；相反，他选择让人们了解他的财富，以至于他不可能逃避，而必须交纳战争税和履行捐献。”（40）这段话证实：隐瞒财富是很有诱惑力的，而且富人完全有可能做到，关键是他是否选择这样做。
    从公元前5世纪末到公元前4世纪，逃避捐献的做法是较为普遍的现象。阿里斯托芬在《蛙》中提到：“那些富裕公民学乖了，再也不肯供应三列桨战船。他们穿上破烂衣衫，哭哭啼啼，说他们很穷。”（41）一位演说者提到在羊河战役后（公元前405年），其他的船长都丧失了信心，不仅为他们的损失感到难过，而且想办法隐瞒他们其余的财产。（42）伊索克拉底以对比的方式指出了当时人们经常隐瞒财富这一社会现实：“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人们认为财富是安全和重要的东西，每个人都假装拥有比他实际所有更多的财富，渴望获得这种荣誉。但是，现在人们都设法证明他并不富有，好像富有是一种很大的罪过。”（43）
    对雅典国家而言，普遍的逃避不仅威胁到了国家的安全，而且有可能破坏公民体的团结，因此雅典在公元前4世纪上半叶对捐献制度进行改革。公元前357年，佩里安德（Periander）以法律形式确定由1200名富有公民分担每年的战船捐献，每60人一组，共分成20组。（44）公元前354年，德摩斯提尼曾试图将承担战船捐献者的名单扩展至2000人，以便在排除了豁免者之后仍能保证1200人的数目，但未获通过。（45）公元前340年，德摩斯提尼再次对战船捐献进行改革，将此项义务分配给300名最富有的公民。他们仍分为20组，每组15人，依据财产多少进行捐献。（46）以上这些变革证实了民主政治在公元前4世纪上半叶仍有相当的灵活性和创造力，同时也反映了捐献制度面临的压力以及城邦与富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捐献制度改革后，捐献真正成为城邦法律规定的强制性义务。富人不仅难以逃避，也很难据此要求相应的荣誉，因为在集体的捐献中，个人的贡献容易被淹没。从这个后果看，捐献制度改革的目的显然不是减轻富人的负担，而是确保战船捐献的顺利征收。强制富人捐献再次证明了民主城邦对富人的权威，而且它并不违背民主的基本价值观。
    至公元前4世纪下半叶，合唱捐献者也很难指望从民众那里获得感激。在人们的观念中，这项捐献已经蜕变为纯粹的奢侈炫耀，不值得任何感激。莱库尔古斯的一段话极具代表性：“养马、做合唱捐助人以及承担其他昂贵的花费，这样的人没有资格从你们这里要求感激，因为这些活动只是让他自己受益，对别人没有好处。要赢得你们的感激，他一定是以战船捐献者闻名，或建造城墙保护他的城市，或慷慨地利用自己的财产保卫公众的安全。这些服务有利于国家，关乎你们所有人的幸福，证明了捐献者的美德。”（47）同样，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也把装备合唱队划归奢华又无益于公众的捐献之列。（48）
    到公元前4世纪下半叶，不论战船捐献还是合唱捐献，都成了富人理所当然的义务，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回报。长期的战乱很可能已经使一些富人入不敷出，捐献遇到的阻碍可想而知。公元前317年马其顿的代理人德米特里（Demetrius of Phalerum）掌管了雅典的政治生活后，相继废除了战船捐献和合唱捐献。（49）雅典的捐献制度退出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