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献制度设立于民主政治之初，又几乎和民主制一起退出历史舞台，它们之间的密切关系不言而喻。捐献制度的实质是让一小部分富有公民承担支持整个国家的义务。这种安排符合雅典民主的理念，它认为每个公民都应该尽其所能为城邦作贡献；富人既然拥有更多的财富，就要利用他的财富为城邦服务。而这种理念之所以能够实现，一方面是富人对回报有所预期；另一方面则是民众的权利，他们能够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少数富人。通过捐献，民众不仅利用了富人的财富，也利用了他们的公民精神，将他们对荣誉的追求和相互之间的竞争引向了国家的需要。由于雅典从未对公民征收固定的收入税和财产税，所以捐献是古典时期雅典公共开支的一项重要来源，是民主机器顺利运转的润滑剂。但是，富人对捐献的期望是付出应该带来荣誉和感激。当捐献的强制性日益加强，不再顺理成章地产生回报时，不仅捐献的热情会降低，甚至有可能组织对民主制的公开反抗，公元前411年的寡头政变即是一例。这说明富人对捐献的态度是理性的，对荣誉的追求不会促使他们盲目地付出，当捐献最终变为一项强制性义务，它对富人而言就是一种负担，没有了任何吸引力。
    注释：
    ①西蒙·霍恩布朗、安东尼·斯保福斯：《牛津古典辞典》（Simon Hornblower and Antony Spawforth,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75页。
    ②A.伯克：《雅典国家经济》（A.Boeckh,Die Staatshaushaltung der Athener），柏林1817年版。
    ③J.K.戴维斯：《雅典的有产家庭：公元前600-前300年》（J.K.Davies,Athenian Propertied Families,600-300B.C.），牛津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XVII-XXXI页。
    ④V.盖布里尔森：《筹集雅典舰队的资金--公共税收与社会关系》（V.Gabrielsen,Financing the Athenian Fleet:Public Taxation and Social Relations），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8-49、59-60、219-220页；彼得·威尔逊：《雅典的合唱捐献--合唱、城市和舞台》（Peter Wilson，The Athenian Institution of the Khoregia，the Chorus,the City and the Stage），剑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4-187页。
    ⑤沈扬：《古希腊捐赠制度研究》，2010年复旦大学博士论文，第102-104页。
    ⑥马丁·奥斯特瓦尔德：《公元前600-前454年雅典的公共花费：谁的义务？》（Martin Ostwald,"Public Expense:Whose Obligation? Athens 600-454B.C.E."），《美国哲学协会学报》（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第139卷，1995年第4期，第377页。
    ⑦卡尔·汉普斯·李特肯斯：《对古希腊捐献起源的一种理性视角》（Carl Hampus Lyttkens,"A Rational-Actor Perceptive on the Origin of Liturgies in Ancient Greece"），《制度和理论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第153卷，1997年第3期，第463页。
    ⑧J.K.戴维斯：《德摩斯提尼对捐献的解释》（J.K.Davies,"Demosthenes on Liturgies"），《希腊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第87卷，1967年，第33页。
    ⑨J.K.戴维斯：《德摩斯提尼对捐献的解释》，第40页。
    ⑩J.K.戴维斯：《雅典的有产家庭，公元前600-前300年》，第XXI-XXII页。
    （11）J.K.戴维斯：《雅典的有产家庭，公元前600-前300年》，第XXⅣ页。
    （12）亚里士多德著，日知、力野译：《雅典政制》，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59、64页。
    （13）修昔底德著，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17页。
    （14）德摩斯提尼：《诉波吕克利斯》（Demosthenes,Against Polycles），哈佛大学出版社1939年版，9。
    （15）伊萨乌斯：《关于阿波罗多鲁斯的地产》（Isaeus，On the Estate of Apollodorus），哈佛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38。
    （16）尽管有关交换程序的史料大多出现在公元前420年以后，但这项程序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可能已经出现，主要与公民法庭权力的扩大有关。马修·克里斯特：《古典雅典的坏公民》（Matthew Christ，The Bad Citizen in Classical Athens），剑桥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0页，注释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