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为什么宗教会在古希腊人的政治生活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
    首先，它是由古希腊城邦的特征决定的。古希腊城邦既是一个公民集体，也是一个排他性的宗教祭祀集团。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指出：“城邦的一般含义就是为了要维持自给生活而具有足够人数的一个公民集团”，“城邦本来是一种社会组织，若干公民集合在一个政治团体以内，就成为一个城邦”，“公民团体实际上就是城邦制度”。③ 维尔南认为，在古希腊的每一个城邦里，都有一种特殊的宗教组织。多神论体系紧密无间地错杂在各种水平层次上的社会政治组织的形式中：这种宗教，我们可以称之为一种政治宗教。在这整个阶段中，最基本的社会事实就是城邦的创建，而宗教则是这一重大现象的表达之一。[1](P229)他们的主张准确地表达了城邦作为公民集团和祭祀团体的特征。正因为古希腊城邦的这两个特征，这使得宗教介入了城邦的政治生活。
    古希腊宗教在建构城邦公民身份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参加祭祀、节日庆典等活动的资格是拥有公民权的重要标志。法国学者西萨和德蒂安在《古希腊众神的生活》一书中强调，希腊身份与生俱来，但公民身份是后天的。一级级、通过渐进的三个层次加入：被氏族承认，在德莫注册，在城邦里活动。[27](P186)古希腊的各级社会组织--家庭、氏族、胞族、部落、德莫和城邦都参与了公民确立其身份的过程。家庭是雅典社会的基本细胞，也是若干崇拜同一圣火、祭祀同一祖先的人所组成的团体。古希腊的婴儿约在出生的第五天时，被家人抱着围圣火跑数圈，见家中的女灶神赫斯提亚，[24](P92～93)便从家庭和家神处得到最初的身份。家庭与城邦的中间环节是氏族、胞族、部落和德莫，这些社会组织都具有宗教和接纳未来公民的功能。例如，伊奥尼亚人的各胞族每年都会在派安涅普西昂月（Pyanepsion）庆祝为期3天的阿帕图利亚（Apaturia）节，在节日的最后一天里，新的胞族成员会被登记在册，使他们将来有资格获得公民权，并为此而向神献祭品。[28](P118)德莫是古希腊社会的地域性组织。年满18岁的男性青年，在其父母所隶属的德莫内通过一定的入籍仪式便可取得公民权。德莫具有财政功能，并负责组织当地的祭祀仪式和节庆活动。[28](P440～447)城邦是希腊公民进行祭祀、公餐和节庆等公共活动的场所，各城邦都有自己的守护神、英雄和宗教节日。雅典人把雅典娜女神看作城邦的保护神，敬奉英雄提修斯，并举行纪念智慧女神雅典娜和酒神狄奥尼索斯等节日的庆典活动和涤罪等仪式。正是通过参加家庭、氏族、德莫和城邦等社会组织的宗教祭祀活动，希腊公民的身份逐渐获得认可。
    在古希腊城邦中，举行宗教仪式是城邦公民共同的重要事务。城邦的各级社会组织都是宗教祭祀团体，家族、德莫、胞族、部落和城邦的首领同时也是祭祀的领袖。古希腊家庭中的父亲是家中圣火的大司祭，在家中举行各种祭祀活动时，他的职务最高，负责宰杀牺牲、口诵保佑全家的祷辞，家庭和家祭都因他而得以相传。[18](P76)城邦的首领同样负责全城邦的宗教祭祀活动。在雅典，主持全邦公祭是其官员的重要职责。执政官监督纪念医神阿斯克勒庇乌斯等节日的游行队，还管理狄奥尼索斯节和塔格里亚节的竞赛；王者执政官负责秘密祭和雷奈昂的狄奥尼索斯祭，并指挥祖先祭祀；军事执政官奉祀狩猎女神阿耳忒弥斯和战神厄尼阿利乌斯，安排纪念战争死者的丧礼竞技，祭祀哈尔摩狄乌斯和阿里斯托革之灵。[29]城邦的政务既包括人的事务，也包括神的事务。例如，公元前594年，雅典执政官梭伦在改革时颁布的法令的内容大大超过了狭义的“政治”范畴，除了颁布政治、法律改革措施外，对祭祀仪式、祭品价格和日历等也作出了规定。[27](P195)由此可以看出，希腊宗教是维系古希腊社会组织内部团结的精神纽带。共同的宗教把古希腊的家族、氏族、胞族、部落、城邦和民族成员联系在一起，广泛流传的神话传说、反复的祭仪使他们产生了对共同体的认同和归属感，参加祭祀等活动是公民权的重要标志。
    其次，它与古希腊人的传统思维特征密切相关。从古风时代后期起，随着古希腊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古希腊人发现了理性，并在哲学和科学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涌现出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希波克拉底、欧几里得等杰出学者。他们力图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上解释自然和社会，为后来数学理性、逻辑理性和实验理性在西方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然而，在当时，科学尚处于萌芽和起步阶段，希腊人并没有把神话与哲学、文学、历史截然分开。神话仍然是古希腊世界通行的话语，神话思维是当时人们普遍的思考与表达方式。包括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等哲学家在内的广大希腊人都受到了敬畏神灵观念的深刻影响，在他们的思想中，信仰与理性难以分开地纠缠在一起。从当时希腊人对待死亡和瘟疫的态度，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点。古典史家詹姆斯·朗格瑞吉在其论文《古典时期雅典的死亡和传染病》中以丰富的史料证明，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人与其在神话与英雄时代的前辈一样，几乎不采用任何医疗措施来阻止传染病的蔓延。当时绝大多数的雅典人都认为，是超自然因素导致了瘟疫的爆发。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瘟疫，最重要的事情都是清洗宗教性罪孽和抚慰神明，尤其是抚慰阿波罗。因此，虽然经过了理性精神的洗礼，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人在如何对待传染病这个问题上，与神话和英雄时代的人没有明显的不同。[30]
    从历史学领域来看，公元前5世纪，希腊出现了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这两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他们努力以理性和求真的精神来叙述人类的过去，奠定了西方历史学的基石，并分别开创了西方社会文化史传统和政治军事史传统的先河。然而，在进行历史叙述时，他们仍然难以完全摆脱传统的神话思维模式。被称为西方“历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到梦兆和神意，英国著名古典学家康福德在对希罗多德的《历史》和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进行比较研究后认为，两人对薛西斯入侵事件的描述都以相同的神学思路为基础，并涉及“罪恶的狂妄自大终会遭到嫉妒神灵的惩罚”这样一个神学理论。[31](P119)作为古希腊富有批判精神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其历史著作中不乏严肃、理性的思考，极力避免受迷信的束缚；但是，他无法克服时代的局限，在对一些历史事件的叙述中产生了把历史神话化的倾向。康福德对修昔底德作了深入研究，指出了传统的神话思维模式对他的影响，称其著作为“神话化的历史”。[31](P2)这一倾向明显地表现在他对一对同性恋人刺杀僭主希帕库斯事件的描述上。根据修昔底德的记载，雅典僭主希庇阿斯的弟弟希帕库斯爱上了美少年哈摩狄乌斯，向后者求爱，但遭到了拒绝。于是，希帕库斯和他的哥哥想了一个办法来报复哈摩狄乌斯。他们先是邀请哈摩狄乌斯的一个妹妹带着一个篮子来参加泛雅典娜节的游行。但当这个姑娘到达之后，他们又叫她回家，说她根本不配担当这个任务和参加游行。哈摩狄乌斯十分愤怒，便和自己的同性恋情人阿里斯托吉顿一起杀死了希帕库斯，并因此而成为雅典反僭主的英雄。[17](Ⅵ，56)康福德认为，修昔底德对刺杀僭主事件的描述是按照狄奥库里兄弟神和海伦的神话模式将传说非定形化，接着通过虚构，加入了莫须有的人物。[31](P116～118)此外，修昔底德对雅典占领派罗斯和对斯巴达国王波桑尼阿斯结局的叙述也反映了他对超自然的力量“命运”作用的相信。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宗教对古希腊人的政治生活具有重要影响。神话作为古希腊世界通行的话语，在城邦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被人们不断地改造和重塑，以满足政治现实的需要；它在增强民族和城邦社会的凝聚力、进行政治宣传和维护父权制社会的性别制度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祭祀仪式作为古希腊人广泛参与的宗教实践活动，参与了公民身份的建构过程，强化着人们对共同体的认同感，传承着城邦与民族的文化传统。宗教之所以处处渗透到古希腊人的政治生活中，是由城邦的公民和祭祀团体的特征以及当时人们的思维传统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