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当人们提起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首先想到的是法国大革命中的恐怖和断头台，然而，人们可能不会想到，他曾在制宪议会发表废除死刑的演讲。革命恐怖的组织者、或许也是其最为臭名昭著的刽子手曾是死刑的公开反对者，这多少有些匪夷所思。
    对于罗伯斯庇尔死刑观的转变问题，笔者尚未见到专门考察。①一个自称是大革命代言人的革命领袖，为什么会在死刑问题上发生这样的转变？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我们对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原则的理解。通过对这个问题的考察，笔者认为罗伯斯庇尔反对或支持死刑，都基于同一种信念，即人民主权至高无上并且不可分割，罗伯斯庇尔死刑观传递的正是其民主革命观，这也是法国大革命的基本政治原则。
    一、罗伯斯庇尔眼中的三种死刑
    1、早期反对司法死刑
    罗伯斯庇尔死后，被认为是史上最残酷政体的罪魁祸首。但事实上早在在阿腊斯担任律师和法官职务时，他就对死刑提出过质疑，一次主教裁判法庭宣判了一个人的死刑，他的同事居夫鲁瓦律师后来回忆说：“他最后决定在判决书上签字，比我花的力气还要大。”罗的妹妹夏洛特·罗伯斯庇尔在回忆录中也提到：“我哥哥那天回到家里，感到伤心、痛苦，他一连两天什么也不吃，一直念叨着说：‘我知道这个家伙罪有应得，是个十恶不赦的人，但是要判决一个人死刑！……’”②在1787年2月在为人辩护时，他“激烈地谴责”了当时的司法制度，并公开声称：“一见到如此多的淌着无辜者鲜血的断头台……我就听见一个强有力的声音在我内心呼喊着：永远摈弃那种仅仅根据假设就判罪的置人于死地的倾向！”。(陈崇武：57)而这种人道主义倾向在罗1784年反对羞辱性刑罚的征文中也能看出来，罗对羞辱性刑罚提出了反对，通篇文章中他设想了一种非常温和的刑罚原则。(罗伯斯庇尔，1965：3-23)
    而在革命开始之后，罗伯斯庇尔仍没有忘记自己的人道主义理想。1791年5月30日他在制宪议会发表了要求废除死刑的演讲。
    罗伯斯庇尔论证道：一个民主社会中，不应该存在死刑。首先，只有在自然状态中，一个人才能以维护自身安全为名义处死另一个人，法国已经是一个“文明社会”，在文明社会之外是自然状态中个人力量之间互相对抗，因此一个人可以出于“自然法的自卫原则”杀死另外一个人；但是在文明社会中，死刑是以整个社会的力量对付一个人，它是一场“怯懦的谋杀行为”。既然如此，国家运用死刑惩罚犯罪人，是对刑罚权的滥用。由此，“死刑并不是一种权利。”(罗伯斯庇尔，1965：45)罗伯斯庇尔所运用的正是这种逻辑：人民在由自己缔结而成的契约中是不应该受到残酷刑罚的威胁的。
    死刑完全是专制暴君的政治手段，一部人民群众欢呼通过的法律：“不许把一个罗马公民处死”，立刻就会被苏拉这样的军事独裁者践踏在铁蹄之下，“凡是拿起武器来反对我的人都应该处死。”而像屋大维这样的罗马帝政的开始者更是会毫不犹豫地延续这种邪恶的法律。(罗伯斯庇尔，1989：11)能够看到罗伯斯庇尔在演讲中存在着他眼中的专制国家和古代民主国家之间的对比：在希腊和罗马共和国里面，人民的生活安全是能够得到保障的；只有在像日本那样的专制国家里死刑才会泛滥成灾。和孟德斯鸠(Montesquieu)一样，罗伯斯庇尔把日本当作专制主义的典型，认为专制社会中政府唯一能做的就是滥用自己的威力，“问题不是在惩戒罪犯，而是为君主报仇。”③专制政体的工具就是恐怖。
    但罗伯斯庇尔毕竟不是思想家，瓦尔特(G.Malter)指出，罗伯斯庇尔有更具体的目的：1791年宪法草案中的一条规定：就是在一个政党的首领被议会的法令宣布为叛乱分子的时候，这个公民就应该结束他的生命，这与其说是他罪有应得，不如说是为了保障国家的安全。④那么如果人民起来反对国民议会，就会被处死。而且也的确如此，早在制订宪法之前，制宪议会就有人看出民众运动的破坏性力量，认为“自由巩固政权，放纵破坏统治”，“自由因服从法律而存在”，凡是动乱，不论武装与否皆为犯罪，有明确的戒严法规定，参与暴乱情节严重者处以死刑。⑤这本来是旧制度下的就已经被人们认可的正当措施。⑥如今，在罗伯斯庇尔看来，在新体制下，镇压应该和死刑一起被抛弃了。1790年2月，罗伯斯庇尔针对制宪议会的镇压发言：“你们已经看到了一个伟大的民族，它已经把命运攥在了自己手中，在经历了那个压迫了它几个世纪的权威的垮台后，它会恢复平静和秩序的。……我们不要再以防卫的名义让士兵镇压那些善良的公民，我们不要把革命的命运交到某个军事领袖的手中。”⑦
    从以上的历史事实中我们看到了罗伯斯庇尔的对司法死刑的坚决反对，但另一方面，从革命一开始，他就对另一种死刑表示了支持，那就是民众运动中发生的私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