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如此，“人民”，或者更准确地说--群众，为什么又会被罗伯斯庇尔说成乌合之众呢？他对待群众运动的暧昧态度原因何在呢？
    笔者认为，罗伯斯庇尔对民间私刑的看法表明群众作为革命的直接力量，相对于现有秩序的挑战者身份，在他那里有一种符号性的价值，因为我们看到：他从来不是直接参与或组织群众运动的人。孚雷生动地评价道：“这个革命舆论的炼金术士总是站在街头话语、俱乐部话语和议会话语错综复杂的战略地点，重大日子不见他露面，第一个赋予这些事件以某种意义的人却往往是他。”(34)在罗伯斯庇尔看来，唯一的“好群众”是有组织的，听议会中的激进民主精英指挥的，朝着特定的革命目标采取行动的群众。在谈到1792年8月10日的起义时，罗伯斯庇尔就说：巴黎的人民猛然站起来了……所有激情都被用在了起义上。它(起义)执行了主权并且推进了自己力量和公正。这不是没有目的的暴民行动。(35)
    很大程度上，罗伯斯庇尔对群众运动的认识是对的，因为正如格尼菲指出的，单纯的群众运动本身暗暗表达了一种自治的倾向(特别是在旧制度时)，而没有对主权的需要，对人民主权的召唤--就像罗伯斯庇尔所做的--乃是精英分子强加在群众身上的。(36)当旧制度的群众带着某种旧式运动的痕迹走进全新的政治文化中时，他们就可能在某个层面不能符合革命领导者的要求。一方面革命极端拒斥个人或者团体的自治，另一方面群众又很难接受革命积极分子提供给他们的不同于以往的政治表述。(37)
    罗伯斯庇尔这样的激进民主派对于群众运动的看法，表明直接民主在法国大革命中并不如人们想象那样受欢迎。即便是罗伯斯庇尔这样被认为是最维护下层人利益的革命者，也对群众运动保持了相当警惕，但是就像我们前面分析过的，对个人和团体私利的怀疑也使他绝不会支持代议民主，因为还有一种被罗桑瓦隆称为“即刻民主(Immediate democracy)”的民主观存在于大革命中。直接民主并不预设共同意志的存在，直接民主完全可以是不同意见的激烈争论；然而即刻民主却要求人们几乎在一瞬间达成普遍共识，并依据普遍共识行动。虽然直接民主和即刻民主都质疑代议民主，但前者批评的是代议制的程序性，指责代表程序是对民意的代替(substitution)；而即刻民主却批评代议民主扭曲了公意的内涵。即刻民主说到底还是对人民主权(或“公意”)的崇拜，而直接民主却没有这层关切。然而，尽管本质上不同，两者却能在革命的情况下共存，即刻民主“借用了一种颇过时的民众表达的概念，而其中集体的声音更多关乎共识，而不是审议选择。”(38)
    3、国王与国家
    如果我们熟悉1793年之前的罗伯斯庇尔，就会发现他对国王的前后态度似乎不一样。开始建立君主立宪制时，罗伯斯庇尔是支持的，他承认国王是政府的首脑，行政权力的主导者。(39)而在国王的宝座已经摇摇欲坠的时候，1792年7月29日，罗伯斯庇尔还认为废黜君主并不能消除法国不幸的根源；8月5日，就在不伦瑞克宣言传到巴黎不久，他又在要求不要伤害路易十六及其家眷。(陈崇武：93-95)
    但另一方面，早在1784年的论文中，他就表达了自己对共和政体的热爱。(罗伯斯庇尔，1965：5-6)而在1791年4月中旬，王权与革命还相对和谐的时候，英国驻法国的大使曾报告说：有一群人的目的是完全地废除王权，不论王权受到怎样的限制，这群人的领袖是罗伯斯庇尔。另一个在雅各宾俱乐部的英国人也报告说：他(罗伯斯庇尔)打心底里是一个共和主义者。(40)
    最有意思的是，1792年5月在他创办的《宪法保卫者》上他阐明了自己的原则，他明确支持1791年宪法所确立的君主立宪政体，同时又说自己是一个共和主义者。(罗伯斯庇尔，1989：77-78)
    对于这种表面上矛盾的立场，罗伯斯庇尔是这样解释的：
    “我想指出，对于大多数的人民来说，‘共和国’还是‘君主国’基本上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共和’这个字眼儿并不能象征任何的政体，它属于任何由拥有祖国(patrie)的自由人组成的政府。”他争论道：“难道在‘共和政体’或者‘君主政体’这些字眼里存在重大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吗？……一切政治组织都是为人民创建的；一切不为人民打算的政治组织只是对人类的侵害！”(罗伯斯庇尔，1989：79)
    在罗伯斯庇尔看来，君主制是面对实际状况的妥协，但共和主义的精神是不可丢失的。古典共和国之所以受到法国人崇拜就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人们在不可分割的共同体中平等生活的样板。(41)卢梭式共和主义的要义便在于此：它和绝对主义一样，相信一个不可分割的主权。(42)不同的是，这个主权不再由一个人代表，而是全部公民的意志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