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汉赵、后赵五主--“五胡”称谓最初的指涉 既然东晋十六国时期“活动于中原地区”的少数族,“主要的只有匈奴、鲜卑、氐、羌四种”,“五胡”称谓又不包括鲜卑、氐、羌三族在内,那是不是就意味着:“五胡”仅限于匈奴,或者还有其别部羯族呢? 我们首先要确认一点:东晋十六国时期,匈奴与羯族是否都称“胡”。《晋书·刘聪载记》载刘聪继位之初,太史令康相因天有异象言于聪曰:“月为胡王,皇汉虽苞括二京,龙腾九五,然世雄燕代,肇基北朔,太阴之变其在汉域乎!”(35)康相将“胡王”与“皇汉”、“汉域”相对应,表明在汉国的匈奴人内部,既未放弃“世雄燕代,肇基北朔”的历史认同,也未放弃“胡”的自称,尽管他们对外并不称“胡”。 《晋书·刘曜载记》记太兴三年(320)刘曜自雍攻陈仓,晋南阳王保部将杨曼、王连谋日:“谍者适还,云其五牛旗建,多言胡主自来,其锋恐不可当也。”(36)此处“胡主”指前赵主、匈奴首领刘曜,“胡”指匈奴。上引永和十年张祚下书,将胡与羯、氐、羌并列,“胡”也是指匈奴。 张祚将“胡”、“羯”并列,显示二者存在差异,但东晋十六国时期,羯人称“胡”的例子也极为常见。如后赵建国之际流行一则谶语:“古在左,月在右。让去言,或入口。”(37)据抄录者解释:“古在左,月在右,‘胡’字也。让去言,为‘襄’也。或入口,为‘国’也。寻为石勒所都。”(38)杨洪权说这“可能是石勒周围的人编造的,目的是为石勒定都襄国制造舆论”。(39)就是羯族称“胡”之例。 《晋书·石勒载记上》载石勒从张宾之议,遣王子春、董肇等奉表推王浚为天子曰: 勒本小胡,出于戎裔……今晋祚沦夷,远播吴会,中原无主,苍生无系。伏惟明公殿下,州乡贵望,四海所宗,为帝王者,非公复谁? “小胡”是相对于匈奴本部(如建立汉赵的匈奴屠各部)而言的,也就是《载记》解释石勒族属时所说的“匈奴别部”。(40)王浚质疑“石公何为称藩”,子春回答说:“自古诚胡人而为名臣者实有之,帝王则未之有也。石将军非所以恶帝王而让明公也,顾取之不为天人之所许耳。愿公勿疑。”(41)《通鉴》此事系于晋愍帝建兴元年五月。“自古诚胡人而为名臣者实有之”,温公等人作“自古胡人为辅佐名臣则有矣”。这里“胡”、“小胡”、“胡人”,都是羯族石勒的自称。 有趣的是,被晋人视为“胡主”的匈奴刘曜,又将羯族石勒称作“大胡”,《刘曜载记》: 闻季龙进据石门,续知勒自率大众已济,始议增荥阳戍,杜黄马关。俄而洛水候者与勒前锋交战,擒羯,送之。曜问曰:“大胡自来邪?其众大小复如何?”羯曰:“大胡自来,军盛不可当也。”(42) 《通鉴》此事系于晋成帝咸和三年(前赵刘曜光初十一年,后赵石勒太和元年,328),唯“大胡自来”,温公等人作“王自来”。太兴二年(319),石勒称赵王,“大胡”与“王”,均指石勒。按周一良的说法:“此大胡谓石勒,乃与石虎相对而言。”(43)则石虎又是“小胡”。“大胡”、“小胡”,都是前赵匈奴首领对后赵羯族首领的称呼。 另如我们所知,后赵建国后,石勒定“讳胡”之法。此事表明:羯人此前一定是称“胡”的。(44)当然,“胡”的称谓已含贬义,与西汉时匈奴人自诩“天之骄子”的意味相去甚远。汉国、前赵单于台所辖“六夷”,其中的“胡”,(45)则是包括匈奴别部如羯族在内的“杂胡”,与匈奴本部的屠各身份有别,实际上处于分治的状态。(46) 又《魏书·序纪》载建国十四年(351)什翼犍曰:“石胡衰灭,冉闵肆祸,中州纷梗,莫有匡救。”(47)代人与后赵相邻,他们视石氏为“胡”,所以才有“石胡”的称谓。 总之,在一些场合与匈奴之“胡”对举的“羯”,在另一些场合又是和匈奴一样称“胡”的。因此,褚太后诏文所言“五胡”,既有可能指匈奴刘氏,也有可能指其别部羯族石氏。 孙仲汇的结论值得重视,他说:“晋唐人心目中的‘五胡’,仅指‘刘、石’而已。”(48)雷家骥又说:褚后手诏所谓“五胡叛逆”,指“屠各刘氏所统、陷两京而虏二帝”之胡而言,包括“原属胡部”的羯族石氏。(49)孙、雷上述观察相当敏锐,也最接近于事实。不过,“五胡”专指“刘、石”,只是东晋十六国人的看法,并不包括唐人在内。 本文的问题,至此还没有彻底解决:“五胡”即使仅限于匈奴刘氏、羯族石氏,刘、石“据有中原地区建号称帝者”,也有刘渊、刘和、刘聪、刘粲、刘曜和石勒、石弘、石虎、石世、石遵、石鉴、石祗十二人之多,晋人、秦人所说的“五胡”,究竟是指其中的哪五人呢? 上引《晋书·刘曜载记》太兴三年晋人杨曼、王连称匈奴刘曜为“胡主”,《刘曜载记》刘曜称羯族石勒为“大胡”,《通鉴》“大胡”写作“王”,是解读“五胡”涵义的重要线索。“五胡”都是“胡主”,即匈奴、羯族“据有中原地区建号称帝者”。刘曜是“胡主”,石勒称“大胡”与“王”,自然也是“胡主”。在刘曜、石勒之前称帝的刘渊、刘和、刘聪、刘粲是“胡主”,在刘曜、石勒之后称帝的石弘、石虎、石世、石遵、石鉴、石祗也都是“胡主”。关键在于,不同的“胡主”,在少数族世界尤其是在本族的认识中,地位是否也不同? 苻坚“五胡次序”的提法表明:“五胡”不但都进入图谶,而且在十六国进程过半--历经汉赵、后赵、前燕、前秦及后秦初的80余年后,其法统已获得各少数族人群的认可。笔者进而想到:以“五胡”为主要角色、宣扬其政权合法地位的图谶,应是“五胡”建国前后所利用、甚至就是其自造的文本。“五胡”称谓的形成,又是“五胡”长期称帝乃至“五胡”的图谶长期流传的结果。 褚太后还政之诏,将“五胡叛逆”与“四海未一”联系起来,为解读“五胡”的涵义提供了另一条线索。“四海未一”,指西晋瓦解和南北中国的分裂;“五胡叛逆”,则是造成“四海未一”的主要原因。由此可知,“五胡”所涉及的五人,正是以武力冲击汉族统治并最终取代西晋王朝的“胡”族首领。 汉赵、后赵国匈奴、羯族的称帝者,远远不止五人。然而,这些“胡主”在位的境况却大相径庭:与刘渊、刘聪、刘曜、石勒、石虎五人相比,刘和、刘粲、石弘、石世、石遵、石鉴、石祗七人称帝的时间短暂,如刘渊死,太子和嗣位,庶弟聪杀和自立;聪死,太子粲嗣位,为靳准所杀;石勒死,太子弘嗣位,从父虎代弘称帝;虎死,太子世嗣位,庶兄遵代世称帝;冉闵杀遵,立虎子鉴,旋又杀之;石祗自立为帝,为刘显所杀。笔者推测:刘和、刘粲、石弘、石世、石遵、石鉴由于在匈奴、羯族内部争斗中失利而迅速销声匿迹,他们的名号不会稳定地留在本族的图谶中,他们称帝前后即使利用了图谶,那些图谶也不会作为鼓吹他们法统地位的工具在社会上长期流传。 上引王雕向苻坚陈述的谶语,向苻坚陈说的谶语,是一项有力的佐证。该谶语中,苻洪、苻健、苻雄、苻坚四人相继登场,而早于苻坚称帝的苻生却了无踪影。究其缘由,当以苻生是苻坚的政敌、又为苻坚所杀之故。苻坚上台后,苻生必然被前秦的图谶所淘汰,在“洪水大起健西流,惟有雄子定八州”的表述中,就没有留下他的位置。刘和等六人政治上的结局,大致与苻生相似,他们不可能获得因谶语散布而排列成“序”的合法的君主地位,也不可能被纳入业已演化为固定称谓的“五胡”之中。 归纳东晋十六国时期“五胡”身份的限定,就是五位率先入主中原并长期称帝的匈奴及其别部羯族的首领,相对于南朝以后以“五胡”泛指匈奴、羯、鲜卑、氐、羌五族的“广义解释”,这可以说是一种“狭义解释”。符合此条件的其实也只有五人,即汉赵主刘渊、刘聪、刘曜和后赵主石勒、石虎。 东晋与十六国、汉族与少数族政权,虽然都在使用“五胡”的称谓,都是指刘渊、刘聪、刘曜、石勒、石虎五人,但双方在政治上的对立,使他们对“五胡”的理解完全不同。在东晋的汉族方面看来,“五胡”是颠覆其故国--西晋的罪魁祸首。褚太后用“五胡叛逆”概括永嘉政局,就反映了这样一种观点。而在十六国的少数族方面看来,“五胡”则是推翻汉族统治、创立少数族新政权的标志性人物。苻坚以“五胡次序”驳斥姚苌称帝的诉求,前提就是“五胡”已得到胡、羯乃至氐、羌人群的一致拥戴。 以往学界有一种意见,将“五胡”视为“五部胡”的简称。此说与本文的结论近似,但也有重要区别。此说由王树民发端,按照他的说法:“匈奴五部一般的称为五部,自然也可以称为‘五胡’,所指的范围很小,所以也不多见使用,后来由于谶书的使用,‘五胡’一名有了新的内容,逐渐成为一个历史上通用的名词。”(50)孙仲汇说:“‘五胡’一词由‘五部胡’衍化而来。……‘五胡’即刘渊五部之众的简称。”又说:“石勒曾为刘渊部属,也可称为五部胡或五胡。”(51)雷家骥则说:“褚后手诏之所谓‘五胡叛逆’,盖指屠各刘氏所统、陷两京而虏二帝之五部胡而言;而羯族石氏原属胡部,从而叛逆,殆以包含于其内矣。由是可知,从‘五部胡’而‘五胡’,的确应是其简称而已。”(52)然而,此说值得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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