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所周知，在南北朝对立的政治格局下，双方都以歧视性的称谓指代对方，北朝称南朝、汉族刘萧陈诸氏为“夷”、“岛夷”，南朝称北朝、鲜卑拓跋氏为“虏”、“索虏”。耐人寻味的是，南朝在关于其北方异族对手--北朝及鲜卑拓跋部--的历史书写中，一般也回避“胡”的提法。这可能是鉴于南北朝形势的变化，十六国与北朝作为不同的历史阶段，已为少数族、汉族人群所普遍接受。南朝不得不对“胡”和“五胡”的称谓重新定义，在以“五胡”泛指十六国时期入主中原各少数族的同时，也将鲜卑拓跋部隔离在“五胡”之外。
    唐初“五胡”概念的“狭义解释”尚未绝迹，如《隋书·地理志》云：
    五胡逆乱，二帝播迁。东晋洎于宋、齐，僻陋江左。苻、姚之与刘、石，窃据中原。事迹纠纷，难可俱纪。(70)
    “五胡逆乱”，导致“二帝(即西晋怀帝、愍帝)播迁”，此处“五胡”就专指“刘、石”而与“苻、姚”无关。
    《晋书》“史臣曰”，屡屡提到“五胡”。孙仲汇引《晋书·元帝纪》后论的一条，并说唐初史臣“把西晋的覆亡归咎于五胡扛鼎，这里的‘五胡’绝不可能包括鲜卑、氐、羌”，(71)所指限于匈奴、羯两种，也就是刘、石，结论是合理的。
    但此后“五胡”的“广义解释”也大行其道，如《史通》说：
    至梁武帝，又敕其群臣，上自太初，下终齐世，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五胡及拓跋氏列于夷狄传，大抵其体皆如《史记》。(72)
    与“拓跋氏”对举的“五胡”，泛指十六国时期入主中原的各少数族，是可以肯定的。
    《史通》又说：
    自五胡称制，四海殊宅。江左既承正朔，斥彼魏胡，故氐、羌有录，索虏成传。“索虏成传”，指《宋书·索虏传》；“氐、羌有录”，又指何法盛《晋中兴书·胡录》。“氐、羌”与“胡”相应，说明“五胡”包括十六国时期各主要少数族在内。浦起龙注：“胡，兼五胡言也。”是不错的。“魏”、“胡”对举，则显示北魏与“五胡”各国有别，被置于“五胡”以外。“五胡”泛指十六国时期活动于北方的各主要少数族的做法，逐渐深入人心，这与隋唐大一统再现、南北分立局面结束的背景，大概不无关系。
    宋代有追究“五胡”民族名称的倾向，(73)但关于“五胡”的解读，也不限于匈奴、羯两族及其首领，如《容斋随笔》“五胡乱华”条下，有刘聪、刘曜、石勒、石虎、慕容儁、苻坚、慕容垂七人，分属四族，《小学绀珠》“五胡”条下，又有刘渊匈奴、石勒羯、慕容皝鲜卑、苻洪氐、姚苌羌五人、五族，俱见上引。李焘《六朝通鉴博议》解说“五胡之乱相仍百年”，则涉及刘聪、石勒、慕容、苻坚四族、四人。(74)但“五胡”究竟是指几族、几人，当时还没有形成共识。
    元代胡三省为《通鉴》作注，将“五胡次序”释为匈奴、羯、鲜卑、氐、羌交替建国，“五胡”成为匈奴、羯、鲜卑、氐、羌五族的固定称谓。此说被后世普遍所接受，“五胡”本来的指涉，反而变得鲜为人知、扑朔迷离了。
    东晋十六国时期南北通用的“五胡”称谓，最初是指五位率先入主中原并长期称帝的匈奴、羯族首领，即汉赵主刘渊、刘聪、刘曜和后赵主石勒、石虎。汉赵、后赵的统治延续了近半个世纪，对东晋十六国的政治格局、社会观念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汉赵、后赵五主，又是以武力推翻汉族的西晋、建立少数族新朝的标志性人物。他们登极前后，利用图谶宣扬其政权的合法地位，“五胡”的称谓大约由此产生。前、后秦交替之际，“五胡”的法统，得到非汉族群的普遍认可，苻坚所谓“五胡次序”，就是相关的表述。东晋十六国末期，专指汉赵、后赵五主的“五胡”称谓，已不适应众多少数族群在中原政治舞台上交替登场的局面。“胡”的涵义扩展，此前活跃于北方的各主要少数族--匈奴、羯、鲜卑、氐、羌--均被纳入其中，“五胡”的新概念也随之形成。这种政治、族群称谓的特殊变化，反映了汉族政权在与少数族政权持续对抗的形势下，对十六国历史一种总结性的认识。
    ①《晋书》卷114《苻坚载记下》，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928页。
    ②王应麟：《小学绀珠》卷2《地理类》，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3页下栏。
    ③《资治通鉴》卷106，晋孝武帝太元十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3348页。
    ④雷家骥：《试论“五胡”及其立国情势与汉化思考--兼考“五胡”一名最初之指涉》，汪荣祖、林冠群主编：《胡人汉化与汉人胡化》，台北：中正大学台湾人文研究中心，2006年，第127-1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