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五部”或“五部胡”简称“五胡”，文献中完全找不到证据。更大的疑点在于：石勒虽“曾为刘渊部属”，“原属胡部，从而叛逆”，却不是五部中人。《晋书·石勒载记上》：“其先匈奴别部羌渠之胄。”(53)“羌渠”的本意尚存争议，但“别部”与匈奴“并非一族”，是可以肯定的。(54)石勒自称“小胡”，就是相对于匈奴本部如五部、屠各而言。《刘元海载记》载刘渊起兵之际，命刘宣等人“招集五部，引会宜阳诸胡”，“五部”与“诸胡”已有明显的界限。“小胡”应属于“诸胡”(尽管未必是在宜阳)，而不是“五部”。所以，“五胡”如果专指“五部胡”，羯族石勒就难以跻身其中。
    经苻坚排定“次序”的“五胡”，都是在北部中国长期称帝的少数族首领。而在真正的“五部胡”之中，具有这种资格的，严格说只有刘渊、刘聪、刘曜三人，即使算上短暂称帝、旋即被刘聪取代的刘和，也不过四人，仍凑不上“五胡”的数目。“五胡”简称“五部胡”，无法落实到五人。
    另据《洛阳伽蓝记》载：北魏孝庄帝永安二年(梁武帝中大通元年，529)，元颢入洛阳称帝，陈庆之拜侍中。张景仁设宴，庆之因醉谓萧彪等人曰：“魏朝甚盛，犹曰五胡。正朔相承，当在江左，秦皇玉玺，今在梁朝。云云。”(55)由此可知，南北朝后期的“五胡”称谓，并不限于匈奴、羯族两种，甚至不限于鲜卑慕容一部，“魏朝”即鲜卑拓跋部也被囊括在内。此时的“五胡”，显然不是“五部胡”的简称。以“五胡”指代“五部”的做法，至少没有延续到南朝时期。
    以往学界还有一种关于“五胡次序”的意见，认为该“次序”是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一种图谶。如陈寅恪说：“‘五胡次序’，乃图谶名。”(56)周一良解释说：“陈寅恪先生谓五胡次序当是图谶符命之一种。”(57)罗新进而又说：“至迟到前秦时候，社会上流行的谶书中，有一种是讲‘五胡次序’的。这就是说，出现了一种预言当时北方各主要少数族都将建立政权、并且认可这种政权合法地位的学说。”(58)
    所谓“北方各主要少数族”，包括匈奴、羯、鲜卑、氐、羌五族及汉赵、后赵、前燕、前秦、后秦诸政权在内，大概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前秦时期及此前社会上流行的某种谶书，何以能将国别、族类各异而且不少于五人的少数族帝王，统统收入其中？何以又能在同一版本的谶书中，为敌对的各方一并提供其政权合法性的依据？
    十六国时期预言各族建国、称帝的图谶，都是为其本族、为一姓人物所用的。汉赵、后赵谶书的内容，尽管未留下记录，但在两国政治上严重对立、军事上持续冲突的形势下，显然无法依靠同一种谶书，协调双方国祚交替、帝位嬗代的顺序。具体说来，后赵石勒所利用、编造的谶书，有可能承认与汉国或刘渊、刘聪的继承关系，却不可能承认与前赵或刘曜的继承关系，不可能为前赵的合法地位鼓噪。
    上引王雕、苻坚对话中提到的图谶，暗喻氐族及其首领苻洪等人的活动。也涉及羯族石氏(古月、胡，指后赵)、鲜卑慕容氏(东燕、白虏，指前燕)、华族司马氏(华，指东晋)，但都是作为背景，以烘托氐族苻氏一族、一姓及前秦一国的崛起。在这类谶语或谶书中，苻氏以外的各族、各姓的法统，并没有得到强调或推崇。其中，鲜卑慕容氏与氐族苻氏处于敌对状态，前燕又为前秦所“破”、“灭”，双方更不可能共享政权合法性的资源，用同一种图谶安排各自的帝位。上引孙仲汇、雷家骥诸家，对此已有申说。
    南燕建国之际，也有一则谶语：“大风蓬勃扬尘埃，八井三刀卒起来。四海鼎沸中山颓，唯有德人据三台。”(59)“中山”为后燕之都，“德人”指慕容德；“三台”即邺城三台，指邺城。此谶语意谓中山陷落、后燕亡国后，慕容德将据邺城称帝。杨洪权说这“是慕容德的亲信编造的，旨在为慕容德称王制造舆论”，不无道理。此谶语着力表现南燕对后燕的承袭，及慕容德政权的合法地位，并没有牵涉其他族群、人物，更没有排出后燕、南燕以外的帝位“次序”。
    概言之，苻坚所谓“五胡次序”并不是“图谶名”，不是前秦时期“社会上流行”的一种谶书，而是苻坚为此前在各族、各国的不同的谶书中出现的五位少数族帝王排定的“次序”，是当时少数族社会所认可的五位少数族领袖称尊的法统。
    三、“五胡”涵义的变化及其政治文化背景
    有证据表明：“五胡”的涵义，在东晋南朝之际发生了变化。即由特指五位匈奴、羯族首领，变为泛指匈奴、羯、鲜卑、氐、羌各族。
    《晋书·李玄盛传》记晋安帝义熙元年(西凉李暠建初元年，后秦姚兴弘始七年，后燕慕容熙光始五年，南燕慕容德建平六年，北凉沮渠蒙逊永安五年，405)西凉主李暠(玄盛)遣使送表至晋廷云：
    自戎狄陵华，已涉百龄，五胡僭袭，期运将杪。(60)
    不但反映西凉方面的立场，也反映东晋方面的立场。自义熙元年上溯“百龄”，大致相当于刘渊、石勒起兵时。在李暠及晋人的观念中，“五胡僭袭”，正是肇始于一个世纪前的“戎狄陵华”，也就是匈奴汉赵、羯族后赵建国。少数族群对北部中国的征服，延续了一百年之久。“期运将杪”，则预示着尚存的后秦、后燕、南燕、北凉诸政权，及其主导者羌族姚氏、鲜卑慕容氏、匈奴沮渠氏，终于要退出历史舞台。换言之，新的“五胡”称谓，已将十六国时期活跃于北方的各主要少数族统统囊括其中。
    宋文帝元嘉五年(428)谢灵运上疏云：
    自羌平之后，天下亦谓虏当俱灭，长驱滑台，席卷下城，夺气丧魄，指日就尽。但长安违律，潼关失守，用缓天诛，假延岁月，日来至今，十有二载，是为一纪，曩有前言。况五胡代数齐世，虏期余命，尽于来年。云云。(61)
    “羌平”，指义熙十二年刘裕平定后秦之役。小谢所谓“五胡”，则包括“羌平”之“羌”即后秦姚氏在内。谢氏建议北伐时，汉赵、后赵亡国日久，所谓“余命”尽于来年(即元嘉六年)的“五胡”，应指其时仍占据北方的其他少数族政权。
    关于“五胡”新概念的形成，川本芳昭有一种模糊的表述：“五胡十六国北朝史上的‘五胡，等于‘匈奴、羯、鲜卑、氐、羌’这一概念的形成，至少可以上溯到崔鸿《十六国春秋》成书之时。”(62)崔鸿《十六国春秋》，成书于北魏宣武帝正始三年(506)，比上述李暠送表要晚一百多年，比上述谢灵运上疏也晚了近八十年。
    “五胡”涵义的变化，取决于“胡”的涵义的变化。宋孝武帝时(454-465)何法盛校书东宫，《晋中兴书》疑即其时所作。该书有《胡录》多篇，记载匈奴、羯、氐、羌人的事迹，也许还有鲜卑人的事迹。(63)
    宋文帝继位，上距前赵覆灭大约一个世纪，谢灵运“五胡代数齐世”，或即以此为说。刘宋建国之前，匈奴、羯、鲜卑、氐、羌各族均已在北方建国。可信至迟到元嘉初年，汉赵匈奴刘氏、后赵羯石氏、前燕鲜卑慕容氏、前秦氐苻氏、后秦羌姚氏、后燕鲜卑慕容氏、西燕鲜卑慕容氏、西秦鲜卑乞伏氏、后凉氐吕氏、南凉鲜卑秃发氏、南燕鲜卑慕容氏、夏匈奴赫连氏，都被宋人纳入了“胡”乃至“五胡”的范围。
    “五胡”指匈奴、羯、鲜卑、氐、羌这一概念的形成，大约就在晋宋之际。“五胡”涵义的变化，反映了汉族政权在与少数族政权持续对抗的形势下，在少数族政权“走马灯”般轮替、大致尘埃落定之后，对十六国历史一种总结性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