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又有“胡亡”一说，《宋书·州郡志》：
    胡亡氐乱，雍、秦流民多南出樊、沔。(64)
    “胡亡”在“氐乱”之前，指羯族石氏亡国无疑。同书《乐志》：
    晋氏之乱也，乐人悉没戎虏，及胡亡，邺下乐人，颇有来者……太元中，破苻坚，又获乐工杨蜀等，闲练旧乐。(65)
    “胡亡”在太元中“破苻坚”之前，且“胡亡”时“邺下乐人”逃往东晋者颇多，此“胡亡”亦指后赵的倾覆无疑。以上两段引文表明：南朝时期，在泛指匈奴、羯、鲜卑、氐、羌五族的“五胡”概念出现以后，特指匈奴、羯族的概念并未消失，这两种概念都为南人所接受，在史家的书写中是并行不悖的。
    北朝“五胡”与“胡”的概念，涵义微妙且前后有所变化。川本芳昭将“五胡”广义解释的产生，上溯至《十六国春秋》成书之时，而现存《十六国春秋》残卷中，并没有“五胡”的表述。与之形成对照的，则是“胡”的称谓在该书中频繁出现，其涵义大多是指匈奴及其别部。
    早在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十二年(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451)正月，即《十六国春秋》成书前半个多世纪，拓跋焘在给刘宋盱眙守将臧质的信中，历数加入魏军的少数族成员，就提到“胡”兵：
    吾今所遣斗兵，尽非我国人，城东北是丁零与胡，南是三秦氐、羌。设使丁零死者，正可减常山、赵郡贼；胡死，正减并州贼；氐、羌死，正减关中贼。卿若杀丁零、胡，无不利。(66)
    尽管这是北魏的敌国--刘宋方面的记录，但“胡”显然是当时南北通用的称谓。“胡”在下文被称作“并州贼”，无疑是指匈奴及相关人群。而“胡”与氐、羌对举，又说明在北魏的官方话语中，氐、羌并不属于“胡”或“五胡”的范围，与南朝将氐、羌归入“五胡”的做法，是判然有别的。
    更重要的是，根据魏太武帝的说法，无论丁零、氐、羌，还是胡--匈奴及相关人群，“尽非我国人”。“我国人”即魏人，主要指鲜卑拓跋部。证明北魏前期“胡”的称谓，并不包括匈奴以外的少数族人群在内；而南朝以“五胡”泛指匈奴、羯、鲜卑、氐、羌诸族，并将鲜卑拓跋部与慕容部一并纳入其中的做法，势必遭到北魏方面的抵制。因此进入南北朝以后，“五胡”不再是南北方通用的概念。刘宋采用新的“广义解释”，北魏则沿袭旧的“狭义解释”。
    北魏建国之初，政治上面临一种窘迫的境地：在总括北方各主要少数族的“胡”的概念之下，将鲜卑拓跋部与慕容部从族属上加以区分是相当困难的。南朝将鲜卑拓跋部与诸“胡”并列，力图在胡汉之间设置鸿沟。北魏则反其道而行之：依旧将“胡”限定在匈奴或其别部的狭窄范围，淡化他们与匈奴、羯、氐、羌尤其是与鲜卑慕容部共同的少数族色彩，并与十六国时期入主中原的各少数族政权划清界限，以期消弭新征服地区居民主要是汉族居民的敌对情绪，进而争取在法统上与南朝政权相抗衡。
    在坚守或放弃少数族身份的问题上，北魏朝野始终暗流涌动--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意见。这由太和十四年(490)关于行次的争论，可以看得很清楚。孝文帝最后接受李彪、崔光等人的建议，宣布继西晋为水德，否决了高闾一派承前秦为土德的观点。而此前道武帝定土德的本意，是将鲜卑拓跋部并入黄帝一系，建构与汉族同祖、同源的历史。孝文帝重定行次，是依循道武帝的既定思路，尽管在形式上，他将土德变成了水德。
    《十六国春秋》面世在孝文帝迁洛之后，反映的是北魏后期的观念。其中崔鸿对于“国”、“族”的分类，尤其值得关注。该书各篇，已指明十六国开国者的族属，但作者选定的十六国，并非清一色的少数族政权，前凉、西凉两国就是汉族所建。可见《十六国春秋》基本的着眼点，是十六国时期出现的“国”，而不是支撑这些国的“族”。后世所谓“五胡十六国”，一般以为该提法的始作俑者是崔鸿。其实崔氏笔下只有“十六国”，而没有“五胡”。
    北朝“胡”与“五胡”涵义的改变，出现在北齐一代。《魏书·天象志》：
    太祖皇始元年夏六月，有星彗于髦头。彗所以去秽布新也，皇天以黜无道，建有德，故或凭之以昌，或由之以亡。自五胡蹂躏生人，力正诸夏，百有余年，莫能建经始之谋而底定其命。(67)
    《魏书》成书，在北齐文宣帝天保五年(梁元帝承圣三年，西魏恭帝元年，554)。作者魏收，系由北魏入东魏再入北齐者。北魏道武帝皇始元年(396)之前的“百有余年”间，匈奴、羯、鲜卑、氐、羌族相继入主中原，伯起所谓“蹂躏生人、力正诸夏”的“五胡”，无疑是包括匈奴、羯、鲜卑、氐、羌各族在内的。可见北朝的“五胡”称谓，已从专指匈奴、羯族，转为泛指十六国时期各主要少数族，大致与南朝趋同了。
    然而，北齐继承北魏的法统，其建国者又是鲜卑化的汉人，南朝、南人将“魏朝”、鲜卑拓跋部与十六国时期各主要少数族并称“五胡”的做法，是北齐所不能接受的。《魏书》“五胡”中的鲜卑，想必仅指鲜卑慕容部而与拓跋部无关。北齐的“五胡”限定为鲜卑拓跋部以外的各少数族，与南朝趋同之中又有不同。
    魏人将北魏与十六国、鲜卑拓跋部与“五胡”相区别，《史通》对此有如下评议：
    魏本出于杂种，窃亦自号真君。其党附本朝，思欲凌驾前作，遂乃南笼典午，北吞诸伪，比于群盗，尽入传中。但当有晋元、明之时，中原秦、赵之代，元氏膜拜稽首，自同臣妾，而反列之于传，何厚颜之甚邪！(68)
    浦起龙解释说：“诸伪”即“匈奴、羯、徒河(引者按：即慕容鲜卑)、氐、羌等”；“秦”即“氐苻、羌姚”；“赵”即“匈刘、羯石”。又说：“此痛斥《魏书》越载东晋及十六国也。晚出称尊，跨压往代，徒增可丑。”(69)刘知几汉族中心论的立场并不足取，但他关于北魏对“中原秦、赵”态度的改变，以及关于魏人“党附本朝”的评述，则大体可信。浦起龙所谓“晚出称尊，跨压往代”，则是历朝史官的通病，而非北魏一代之丑。北朝史家在政治乃至族属上，竭力使鲜卑拓跋氏有别于“五胡”，从崔鸿到魏收，可谓一脉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