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境与意识形态
    如果对1789年到1793年的进程加以考察，不可避免地会提出关于“情境”的问题，表现为两个方面：来自外部的反抗，以及由于大革命的过度规划而产生的内部阻力。于是，一方面是情境，另一方面是意识形态。
    应当承认，情境是存在的。(11) 如果没有那些情境，将如何看待历史呢？反对与阴谋的存在会有多严重倒是次要的，阴谋的威胁不在于其实际情况与程度，而在于对密谋者实施计划的主观臆想。从这个角度来看，研究大革命情境的历史学家们其学术观点的巨大缺陷在于，大革命对威胁的回击恰如其分：对于这些历史学家而言，应当采纳革命者们的观点，这些观点时而出于恐惧，时而出于政治利益。革命者有时认为某一时刻比实际情况更危险，或是由于那时他们对成功没有确定的把握，或是出于利益的考量。为了表明反击是合理的，革命者大声控诉，但却不愿证明这些控诉是正确的。
    对大革命情境的解释独立于真实情况，以这种视角所得出的最终结论导致了问题的产生。每当恐怖进入到一个阶段，同样的一些因素联结在一起：首先，情况开始变得不利，产生了恐惧的氛围，促使采取迅速的手段；接下来，来自下层的压力导致使用暴力清除危险；最后，一部分人谋划着利用这个情境来改变政治力量，向更加激进的方向发展。在“恐怖时代”初期，就出现了各种已经存在的情境：在政治文化中混杂着自由主义与潜在的专制因素；精神、文化、宗教、政治传统与自由精神和合法性理念几乎格格不入；极端的集体激情。“恐怖时代”的到来还依赖于突发事件，因为没有这些突如其来的事件就不会激发潜在的矛盾。
    意识形态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在20世纪的革命中，意识形态成为主角。但是，从这些当代悲剧的角度重新解读“恐怖时代”的做法仍然十分有限。这是因为，法国大革命并非出现在众多意识形态的时代，尽管诸如罗伯斯庇尔似的人物促成了大革命“恐怖时代”的降临，或是通过一些片段（由其是1794年春的大恐怖时期）得以展现。借用阿兰·波桑松（Alain Besanon）在《列宁主义的精神起源》中对意识形态的定义：“意识形态是一个系统的理论，它承诺如果相信就会得到拯救；是一种世界秩序，表明了其演进过程；声称建立在确实的科学基础之上；推行一套实际的政策，试图按照该理论完全改造社会……政治是意识形态的适用领域。”(12)
    当然，法国大革命承诺了一种历史的拯救，通过对当下罪行的赦免换取未来的幸福生活，因此是一个美化暴力的沉重承诺；但她却忽视了社会科学，使其降格为口号(13)；她甚至忘记了意识形态的必要补充与现实形式--政党。从这个意义上讲，布尔什维主义与雅各宾主义相去甚远。后者从来没有在理论上与现实中组织起一个政党，也从没有产生过一套原则用来形成某种社会与政治秩序。雅各宾主义是反民主、反个人主义的，与1789年的精神背道而驰。
    雅各宾主义首先是一种政治，具有革命性：意志至上，暴力高于权利。雅各宾主义中不存在民主方面统一、协调的言论。从这个角度而言，它只是一个概要、雅各宾主义者们诸多言论的集锦，多种言论仅仅尝试着阐述了1789年的原则。确实有一种是雅各宾派的言论，但却与民主的本质毫不相干：它关注革命，更加注重手段而非目的。如果该言论形成一个关于个人与主权的特殊观念--将个人置于集体主权之下，这绝不像大革命试图界定理想国的基础那样是为了追求一种目的。
    下面的例子就能说明这个问题。就恐怖主义政权的行为而言，在将恐怖措施正当化的原则和使一般性措施成为必要的原则之间，存在着令人惊讶的差距。1794年的“大恐怖时期”，在一次滑稽可笑的诉讼之后，治安委员会受命处决一批“人民的敌人”。考虑到适用制宪议会于1789年实施的司法改革的相关规定，国民公会通过立法解决这个难题。此事件表明，在普通司法领域，通过反抗“革命的与特别的司法”，治安委员会与国民公会适用了1789年的原则。在这方面，它们的目的是保护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但与此同时，政府以完全不同的原则为名义，将这些人视为“人民的敌人”，进而试图剥夺它们的权利。
    雅各宾派关于个人与主权的主张实际上是关于革命的主张，更详细地说是将革命视为全面、绝对、没有其它选择的战争，就如当时的口号所言“胜利或者死亡”。这种论调是战斗中的民主，将民主的诸多原则（个人、自由、法治政府、公私分离）发展到狂热的程度，结果走到了对立面。托克维尔指出，战争杀死了民主。(14) 这是因为，战争不仅必然导致政府权力的膨胀，更为重要的是，战争使人民对暴力与奴役习以为常，战争逐渐将国家引向专制主义。战争意味着结党、放弃任何自治、泯灭个体的理性。战争创造出一种抹杀个体的社会秩序，在抛弃自我以及摒弃平时所有的区分个体的机制之后，产生了一种绝对的平等。雅各宾派的言论是突然陷入战争的一种民主的个体理论。在这场全面的战争中，没有协商的余地。大革命就是一场战争。
    如果“恐怖时代”部分是由1789年政治文化中潜在的专制因素在特定情境下受到激化的产物，它就绝不是雅各宾主义和意识形态的结果。在对法国大革命“恐怖时代”的理解方面，意识形态所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