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推动力
    将“恐怖时代”视为大革命自身的必然产物，即作为历史转变的特殊形式，独立于大革命的原则，甚至独立于它爆发的地点和时间，还有必要填加上最后一个因素。如果大革命的政治文化或革命言论容许确定大革命暴力的受害者，大革命就必然制造出受害者，这是独立于大革命的原则与目的的。大革命走向极端，既非出于外部反抗，也非来自内部障碍，却首先是革命者的自相残杀，是革命者反对革命者。
    对于所有的政治制度而言，两个因素指导着政治行动。(15) 其一是所有的规范，用于决定集体共同价值的诉求和言论的合法性，其对立面是不合法性。其二是存在一个组织体和程序，用以解决纠纷、决策，与实施。这两个因素都严格界定行动者所运用的言论与方式：行动者不可以提出随便什么要求，更不可以随意采取什么方式。
    在大革命中，一切都变了。革命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像迷一般地难以理解。人们能够提出的那些或近或远的原因都无法完全解释：革命突然出现。正如通常的表述，革命“爆发”了。实际上，革命的爆发有时没有任何警告。现代革命也体现出与日常秩序突然决裂，通常表现为两种现象：一方面是众多个体的转变，以同样的激情、同样的仇恨，甚至同样的希望与昨日说再见，人们不惜一切代价摒弃那些突然被认为令人无法接受的旧事物；另一方面体现为政权的解体，政权一下子失去了全部力量，不能使人们听命于它或不能施行任何裁判。1789年、1830年、1848年革命，甚至1917年的俄国革命都有共同之处：一边在瓦解，另一边做动员；能量与武力抛弃了国家，进而将激情投入到革命运动中。
    随着国家的瓦解，首先解体的是用于形成政治言论的共识，它曾经存在于相关的规范之中；那些做出裁判与决定的程序也不能得到认可。实际上，革命就产生于这个奇特的时刻，人们认为一切皆有可能，甚至包括在革命前夜看来似乎是无法企及的事情。革命的时刻就意味着思想上的天马行空，甚至可能会出现最为荒谬的想法。总之，革命就是政权的土崩瓦解，在此基础上涂抹掉现存的原则。
    革命的开始以失控的言论大量滋生为标志。可以说，在流血之前，革命制造语言、词汇、言论，这些言论非常激进，超出了现实的需要。来势凶猛的词汇只说出了一件事，即革命的本质与目的。结果是，制造出来的言论不断增加。实际上，“革命”飘忽不定，是对自由与幸福的模糊应许，创造出一个令人遐想的空间。类似于自由与幸福这些词汇，不存在权威的定义。所有界定都会受到置疑，一个定义刚刚产生就会出现与其竞争的其它定义，它们不断深化革命的本质，使革命的目标更加激进。这就是不断推进革命的动力所在，体现为制定极端的目标以及选择过度的手段，导致采取残忍的暴力。
    因此，革命逐渐升级是出于言论的不断激进，是真正的“激进化的竞赛”，在此过程中多个势力同时寻求合法性与权力。为了达到最终目的，他们都以大革命的名义昭示天下。相互竞争的多种言论都想占据最有利的位置，以便超过其它竞争对手，获得合法性，并最终独揽大权。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获取权力的唯一资格，就是能够对大革命的意义作出唯一正确的、合法的解释。然而，这样的资格是短暂的，因为它总会受到更加“正确”、更加“合法”的解释的挑战。从那时起，为了超过对手，每位竞争者应当经常占据最有利的位置：每个人就会时常通过言论与行动表明，他比其他最为革命的竞争者更为革命。
    竞争的不断升级必然成为规则，暴力的结果便不可阻挡，主要用来摧毁大革命假想的（或真实的）敌人。大革命的激进化过程能够摧毁所有试图减缓甚至阻止的努力。这并不是一个阴谋的结果，而是大革命推动力本身的体现。简而言之，今日的激进主义等到明日就成了温和派：在革命中，我们总会在别人眼中成为温和派。法国大革命的激进化过程从1789年开始持续到1794年，是革命内部推动力的结果，这种推动力甚至独立于革命者们提出的诸多原则。也正是这种推动力，最为常见地制造“各种情境”（比如说战争），其本身引发出言论与行动的新一轮激进化过程。
    法国大革命创造了（至少是部分的）现代革命的理念：持久的；独立于自我设定的目的；将合法性赋予最为激进的主角。从这个角度来说，现代革命的推动力与克鲁泽维茨（Clausewitz）所分析的战争的纯粹逻辑具有可比性。与战争类似，现代革命必然走向极端。克鲁泽维茨对战争的界定，其每一个字都适用于革命：“战争是暴力行为。这种暴力的表现不受限制。像战争这样危险的现象，那些错误是出自美好的愿望，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事了……只有无情地使用暴力并在流血面前毫不退缩的一方才能在敌人面前掌握主动，如果敌人没能采取同样的做法。于是，获得优势的一方将自己的法律强加给对方，以至于彼此都将对方逼入绝境，只有来自对方的牵制才能划出双方的界限。”(16)
    毫无疑问，走向极端是符合逻辑的，在现实中能够加以抑制：几乎所有的战争和一些革命都是如此。但在一些革命中，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限制上述逻辑的发展，因为诸多因素纠结在一起（正如1789年那样）：首先，敌对各方的目标如此无法兼容，以至于排除了一切妥协的可能；其次，社会契约破裂，竞争对手被推向对立面，暴力取代了权利；再次，出现了权力真空的情况；最后，出乎意料地为最边缘化的、最激进的政治流派的粉墨登场开辟了道路，同时各种言论滋生，经过螺旋式发展，上演一幕幕残酷的杀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