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界对18世纪法国书籍与社会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已成为今天史学家认识和重构启蒙文化史的重要知识来源，① 而且在史学视野和方法上引领着整个西方学界的书籍史研究潮流。在这个过程中，针对不同时期的具体成果，屡有同行学者的评论或反思文章问世，② 但将书籍史研究置于西方当代史学思潮变革的视野中加以系统的评析，到目前为止笔者尚未见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对西方书籍史的介绍陆续出现，③ 但大多数是针对西方书籍史的研究方法或路径的概括性介绍，深入到书籍史的具体研究领域，并探讨其成就和不足的文章尚付阙如。因此，笔者不避浅陋，试图结合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法国史学潮流演变的主要背景，考察18世纪法国书籍与社会研究状况，在简略地介绍该研究领域的“前史”之后，主要梳理它兴起与发展的基本背景、研究所据的材料来源、分析史料的方法理论以及探索的历史面向，并对不同阶段研究成果的贡献和不足略加评估，希图促进我们对18世纪法国社会文化转型复杂性的了解。
    一
    美国史学家达恩顿在研究18世纪巴黎的新闻和媒体时说，法国旧制度时代如同今天一样，也拥有一个由各种媒体和体裁组成的密集传播网络，只不过今天它们早已被彻底地遗忘了。④ 但无论当时法国的传播媒介如何复杂，在一个处于前工业社会的世界里，书籍无疑属于信息和思想传播最重要的载体。1758年，时任法国出版局局长的开明官僚马尔泽尔布就法国出版业问题，给王储所写的陈情书中提到“整个民族都渴求书籍”，用以阅读和收藏。⑤
    尽管书籍在18世纪法国社会生活和文化思想领域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但法国学术界对18世纪书籍史的研究起步较晚，一直到19世纪中期之后才出现相关的研究著作。欧仁·阿丹，一位图书馆员和书目学家，于1859年至1861年间出版了《法国出版物的政治文学史》（8卷本）。因其特定的学术背景和兴趣，该著作依然是传统的书目学，主要从政治和文学两个方面，介绍法国书刊出版简况。有鉴于此，他需要面对浩繁的资料，因此，他所作的描述时常不可避免地显得短促草率，所收录的书刊目录也存在大量遗漏。⑥
    20世纪早期，一些文学史家从不同的视角关注到18世纪旧制度下的法国书籍史。1913年，巴黎大学文学系的J.-P.贝兰博士出版了一本有关18世纪下半期巴黎禁书贸易的著作。该书从法国国家图书馆、巴黎印刷出版同业公会、巴士底监狱档案和私人回忆录中发掘了许多颇有价值的材料，在内容上涉猎到了旧制度末期法国的书籍检查制度、禁书的出版和销售、当局的管理措施等诸多方面。⑦ 作者从社会和政治两个维度考察巴黎的禁书情况，明显不同于当时文学史和目录学的研究路径，但他也仅止步于对禁书出版销售和旧制度书籍管控状况的简单描述，没有注意到这种非法书籍的传播手段、流行程度以及对阅读公众的思想影响，在当时的学界影响不大。
    与此同时，法国另一位文学史学者丹尼埃尔·莫尔内，开始尝试从思想的社会传播过程审视启蒙运动。他没有仿照当时文学史的流行做法，即仅从18世纪少数著名文本里寻找和归纳启蒙时代的精神现象。相反，莫尔内通过检视旧制度末期法国私人图书馆的藏书清单，发现诸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伟大著作极少被收藏，在两万册图书中他只发现一本《社会契约论》。⑧ 因此，要弄清启蒙时代法国社会的总体精神氛围，必须另觅途径。经过十年努力，莫尔内于1933年出版了《法国大革命的智识起源》。在这部业已成为经典的著作中，莫尔内一改传统的研究范式，把目光从经典作家的著名文本上转移开来，不再针对文本进行那种美学倾向的、非历史的文学解读，而是从社会传播角度研究18世纪法国的出版物：不仅考察文本本身，更关注著作的传播以及文学传播的机制，试图从总体上了解一个时代的文化出版状况。因为在莫尔内看来，“无论（启蒙运动）在人们的思想中散播了什么样的政治不满和怀疑精神，我认为都没有更具普遍性和决定性的公众意见演变来得重要。”⑨ 也就是说，莫尔内认为，18世纪法国革命思想的形成，不是那些少数一流作家或著名文本带来的，而是源自法国社会普遍的知识和文化变化。因此，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文人和文学作品，以及煽动性小册子、报刊杂志都被他纳入了研究范围。他相信，要真正抓住这个社会总体的精神氛围变化，不能仅注意一流文人，也要研究二流三流乃至末流作者；不能仅关注著名文本，也要研究那些业已被遗忘的卷册。
    实际上，莫尔内的这种思路在他的书名中即已得到体现，他使用的是包含了精英思想、民众思想、舆论气候、文学运动、思想传播、集体心态乃至世界观等一切思想形式的“智识”。⑩为此，莫尔内不得不摆脱传统的文学史研究路径，寻求新的史料来源和研究方法。他以大革命后私人藏书的拍卖清单为材料，并使用统计方法，弄清18世纪法国私人藏书的构成，希图借此衡量18世纪各种出版物在巴黎和外省的传播情况，进而了解社会公众思想的总体演变轨迹。
    通过研究，莫尔内对启蒙时代的思想转变提出了一套新的解释。在他看来，18世纪中期到1770年代，并非大作家及其著作改变了人们的头脑，他们既非革命者，亦非坚定的改革者。相反，大量三流乃至末流作者撰写的书籍或小册子，论题大胆激烈且数量众多，使社会公众得到了普遍阅读的前提条件，“所有人都渴望去了解去学习；所有人都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11) 正是这种广泛阅读，培育出怀疑和批判性的思想方式，并从社会精英向普通民众、从城市向乡村渐次传递渗透，使大革命前的法国社会形成了批判思考的总体思想氛围，“当人们获得‘观察’，和‘实验’的习惯之时；当人们要求科学对其提出的解释加以证明之时；当人们在农学体系原理中想要了解该种植什么和费用几何之时，人们同时也就获得了这样的习惯，即相信政治与物理、化学、或者小麦的生长并无不同之处，君主神话、秘密政治以及‘国家理性’（raison d'tat）均应摒弃和排除，人们有权去观察、讨论和要求现实的各种改革。”(12)
    莫尔内的经验研究如今在许多方面业已被超越，他的一些结论也遭到质疑或否定，如他认为卢梭著作的流传并不广泛，是因为他所使用的材料是拍卖的私人藏书清单，这些书在拍卖前要经过官方检查，所以被过滤掉了；他认为思想传播遵循从精英到大众的模式，实际上下层民众并非原封不动地接纳精英的思想，他们会按自己内在的经验加以接受和改造。但不容否认的是，他率先实现了研究范式的更新：试图将所有出版物都纳入考察范围，并引入统计方法分析这些浩繁的材料；不是仅仅对少数著名文本中的思想原则进行精致的分析和归纳，而是将书籍与社会连接起来，考察18世纪法国出版物在社会中的流播过程，以及由此带来的思想演变，从而开辟了“思想的社会史”研究之先河。(13) 就具体的历史认识而言，他的研究还提出了旧制度与大革命史领域的一个重要论题，即18世纪的法国人究竟在读什么书？书籍是否引发了革命？这些问题，仅仅依靠解读少数显赫文人的著作是不能解答的，必须把书籍置于社会背景当中考察。
    然而，莫尔内的这部著作并未推动18世纪法国书籍史研究的兴起，甚至到20世纪60年代，法国史学界开始启动的18世纪法国书籍史研究--尽管与莫尔内类似，通过对书籍进行统计分析来衡量社会的集体心态，也与他的这部著作没有多大的直接关系。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包括：一是当时年鉴学派在法国边陲城市斯特拉斯堡刚刚启动，他们倡导的新史学观念在史学界占据主导性地位尚需很长的时间；二是当时法国革命史的研究重镇为索邦大学史学家乔治·勒费弗尔和继后的阿尔贝·索布尔等人，他们强调革命的社会经济起源，将思想文化的转变视为居于次要地位的上层建筑；三是莫尔内作为文学史家，与年鉴学派并无联系，而且他所关注的是具备阅读能力的有教养阶层的心态世界，与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所关注的“默默无闻”的下等阶层存在显著不同。(14) 书籍计量史研究的真正兴起，还需等待整个史学思想的深刻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