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他们利用计量方法研究18世纪法国的书籍和社会，在史料、方法和历史解释方面也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问题，很快就遭到了质疑。
    （一）史料方面。仅根据官方的出版许可登记编制而成的系列数据，用以衡量18世纪法国书籍的生产和流通状况，这是否合理？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在18世纪法国流通和消费的书籍中，不仅有这些得到官方准许出版的，还有大量在国外出版然后偷运到法国销售的非法书籍，以及外省的盗版书。16世纪以降，法国边境甚或其他地方的国外出版商就出版禁书，并秘密将它们输入法国市场，尤其是荷兰和瑞士，“这两个庇护着政治和宗教自由的新教共和小国，成为哲学和淫秽书籍生产的活跃家园”。(47) 据法国国家文献学院的J.阿尔蒂埃后来的统计，1764年出版并存留至今的1548种法文著作，只有22％得到官方特许，另外还有18％默许出版，也就是说，还有60％的书籍没有被包括在孚雷的研究范围内。(48) 到18世纪后半期，两本法文书中有一本甚至更多在王国之外出版。(49)
    根据达恩顿后来的研究，这些为逃避旧制度官方审查制度在境外出版的书籍，被巴黎的书籍警察称为“坏书”（mauvais livres），印刷商的行业切口称之为marron，而出版商和售书商则用一个比较褒扬的词：“哲学书籍”。(50) 它们既包括伏尔泰、卢梭、梅西耶等启蒙哲学家的严肃著作，也包括黄色小册子、政治流言和桃色故事。这些哲学书籍通过嘲笑宫廷的繁文缛节，消解国王的神圣面纱，并让读者感到自己是一个专制腐朽政权的受害者，从而在意识形态上对旧制度更具侵蚀作用。因此，孚雷仅凭官方的出版许可档案计量18世纪法国书籍，就得出“法国社会和文化非神圣化”的结论，这种论证实际上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二）研究方法。以计量方法研究作为文化载体的书籍是否合理，同样遭到了质疑。毫无疑问，计量方法可以澄清书籍生产的总体构成，也能够统计个人的藏书类型。但书籍计量史通过统计书籍在社会不同阶层中的分布情形来判定集体心态，在许多批评者看来，存在化约论的倾向。首先，它套用社会史的分析框架，以阶级分层或社会环境界定思想心态，难道同一个社会中，精英和大众之间的文化心态世界完全隔绝两分？更重要的是，这种研究路径把思想内容化约为文化物品的数量，忽略了读者的能动作用和文本的具体内容，将书籍视为脱离具体内容的抽象存在，将阅读看作不存在历史变量的普遍过程，读者是阅读物的完全被动的接受者。但事实上，即便属于同一类型的书籍，每一本的具体内容也千差万别；即便读者拥有同一本书，不同的读者或不同的阅读方式（如朗读或默读），会导致对文本的不同理解。诚如夏蒂埃所说，读者的头脑不是随意印刻的蜡，“书籍提出的种种新表象（représentation）并不会印刻到读者的头脑当中，在任何时候，书籍都有可能产生不同的用途和多样的解释”。(51) 达恩顿对法国学者利用计量方法研究心态的做法，也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不同于经济学的物价系列、人口学的生命统计以及（更成问题的）社会史里的职业类别，文化对象不是由历史学家而是由其所研究的人们来制造。它们自行传递着意义，因此它们需要被解读，而非被统计。”达恩顿甚至断言，曾在法国势头强劲的心态史学，仅15年后就似乎动力耗竭，或许正是因为它过分进行文化的量化，而低估了社会交互过程中的象征元素。(52)
    （三）历史解释方面。书籍计量史采用大规模的文献资料组成长时段的均质系列，统计在此时段里书籍生产的总体变化并据此分析集体心态的演变过程，结论必然是18世纪法国社会的心态世界充满惰性、连续性超过变化性。结论之所以在研究尚未开始时即已注定，因为他们要研究的心态属于长时段的“情势”之列，是一个连续稳固的结构。此后的计量操作，只是选取了书籍作为对象来证明理论的预设而已。大革命是一个突变，所以计量系列的时间范围只能限定在旧制度下，才能保证这个结论。因此，有学者批评，计量系列史忽略了具有独创性的个体作品，枉顾了启蒙时代活跃的创造。20世纪70年代，孚雷本人转向大革命史后，在自己那本著名的革命史著作中提出，1750年后急剧生成的、以卢梭为代表的平等主义意识形态，是大革命发生和发展的原动力。(53) 前后短短数年间，他对18世纪法国社会精神图景的看法差异如此之大，只因其视角从长时段转向了政治史而已。
    四
    上述“书籍与社会”学派研究范式的诸多疑问之处，“削弱了方法论上的确定性，凸显了权威认知的局限性”。(54) 为了应对质疑，弥补书籍计量史范式存在的不足，一些法国史学家不断地对既有的成果进行反思，探索新的研究路径。
    有关18世纪法国书籍史研究领域的新尝试，始自马丹和夏蒂埃在20世纪70年代末着手编纂《法国出版史》。(55) 夏蒂埃在阐释主编这部4卷本巨著的意图时强调说：“这是一部出版史，而不是一部书籍史。”因为在他看来，“出版活动……包括选择或定制文本、控制将文本变为书籍的操作过程以及确保书籍在购买者中的配送。在这个过程里，书籍的技术史与生产史之间、书籍交易社会学与阅读社会学之间、书籍的实体研究与文本的文化研究之间产生了相互联系”。(56)夏蒂埃等人在这部著作里所展示的新视野，与他此前持续数年的思考有密切关系。
    早在1974年，他和罗什在一篇书籍史研究评述的文章里，除回顾书籍史研究已有的进展外，更针对现有成果中的不足提出了补正的路径。夏蒂埃和罗什不仅建议把书籍史研究范围扩展到文化社会学和书籍版本学领域，而且倡导借鉴语义分析、图像分析和符号学的方法，以非计量的路径探索书籍与心态之间的关联。(57) 书籍计量史通过统计不同门类书籍的生产和占有情况判定心态世界，这一研究取向遭到了金兹伯格等人的批评。他们认为书籍计量史否认了社会行动者对待文化产品或思想内容的变化，读者如何使用读物才是决定性的问题，仅分析印刷物的主题和不同门类书籍的传播情况，是不能解答该问题的。(58) 有鉴于此，夏蒂埃和罗什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提出要关注“读者使用读物的方式”。(59)
    1980年，在一篇“检讨观念史/心态史研究”的文章中，夏蒂埃借鉴德·塞托的文化消费理论，就读者使用读物的问题给出了基本的理论构想：打破文化生产和消费遥相对立的观念，把读者的文化消费看作另一种形式的生产，尽管它生产的不是产品，但是建构了表象，一种与生产者（作家或艺术家）在作品中引介的表象永不相同的表象。(60) 也就是说，读者在阅读书籍过程中，会对文本进行创造性和发明性地“挪用”，生成自己的表象。然而，如何在研究中把读者的角色提升至中心地位，夏蒂埃在这篇文章中尚未有清晰的思路。对于“什么是阅读？如何重构从前的阅读？”他还只是尝试性地提出了几种可能的解决办法。(61) 但接下来的一系列研究实践，透露了他解答此一问题的基本路径。
    第一，突出文本研究，分析文本的话语和实体形式对读者阅读的影响。1982年，在研究17、18世纪“蓝皮丛书”中有关社会流浪群体的文学作品时，夏蒂埃对六个代表性的文本进行解读。(62) 他详细耙梳了文本使用第一人称的叙述策略、出版商为适合大众阅读对内容的精心裁剪、书名的更改、插图的使用等各方面，试图解析文本的实体形制对读者阅读感受的影响。而且，夏蒂埃进一步深入到文本的具体内容当中，分析故事主旨与现实之间的连结，如根据行会规章描绘“乞丐王国”的入会仪式，把乞丐社会描写为一个与法国君主制类似的等级王国，以俚语叙述的乞丐生活与当时城市公共空间惯习相交织。这些细节，为读者的阅读想象提供了熟悉的参照系，让他们相信内容的真实性，并在将社会上层与底层的比照中得到愉悦。“当共同的社会经历被转变为常见的文学形象时，关于乞丐和流氓的书籍--主旨楔入对现实的统治阶级的想象中--就很可能被估量为确凿的事实”。(63)
    1984年出版的《法国出版史》第2卷有大量篇幅阐述书籍的实体形式以及文本内容。因为在作者看来，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与读者的阅读体验密切相关，读者对“作品的接受，不仅仅取决于其作者所推介的阅读程式，也取决于诸多微末且多变的印刷排版现实，它们外在于文本，但却组织着对文本的诠释”。(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