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加强对不同时间和空间中的阅读实践研究，探索读者对书籍的各种使用方式和多样的阅读习惯。书籍计量史将阅读假定为被动的和静态的，夏蒂埃和罗什对此提出批评说，阅读方式在历史上并非一成不变，相反，它是与特定文化和社会实践相联系的活动，受社会关系模式和时代观念的影响。因此，在《法国出版史》第2卷中，他们着力重构了17世纪中期到旧制度末期法国人的阅读实践模式。(65) 夏蒂埃和罗什首先承袭此前书籍史的路径，描述了这个时期法国各个阶层对书籍的使用情况。接着，他们转向纠正过去研究中的偏颇，即根据私人藏书情况勾勒旧制度下法国人的阅读经验。他们提到：“所读之书并不总是拥有该书，绝非如此。1660-1780年间，王国内有利于促进书籍阅读的机构和实践方式纷纷涌现，我们应该对这个私人藏书之外的领域加以研究。”(66) 这个领域不仅包括各个层次的（国王的、城市的、教区的或修道院的）公共图书馆网络，还有读书会（sociétés littéraires）、阅览室（chambre de lecture）和租书店等民间网络。图书流通公共机构的发展，拓宽了该时期法国人获取书籍的渠道。
    那么，法国人怎样使用这些书？针对这个问题，夏蒂埃和罗什围绕着三个相对应的概念--私人独自阅读和公共场所阅读、朗读和默读、精英的阅读和民众的阅读，勾勒1760-1780年代法国人的阅读方式。他们利用18世纪画作呈现的阅读场景，观察到此一时期法国人阅读私密化的趋势，但集体的大声的阅读在城市空间时时可见，一些人向那些不识字者或阅读困难者大声朗读公告招贴的内容。然而，精英私密的静默的阅读和民众集体的大声的朗读并不是绝对的，精英在社交聚会时也高声朗读给朋友听，而依靠别人朗读的民众，也会在挪用过程中建立自己与读物的关系。
    夏蒂埃希望通过对以上两方面的研究，描摹出书籍与集体表象形成之间精微复杂而又至关重要的“中间环节”--读者的阅读实践，它决定着读者对文本的最终接受。这样的研究路径，在他看来，可以矫正书籍计量史的简单化取向，即仅通过衡量书籍在不同社会群体中的不均衡分布判定文化心态的差别。(67)
    夏蒂埃等人的努力，首先极大地丰富了书籍史研究的领域，关乎读物获取途径的社会传播机制、(68) 关乎读者挪用文本的各种阅读方式和文本的实体形制及内容，都成为研究的新对象，此前围绕着书籍的各种社会面向的书籍社会学研究，转变为围绕着影响阅读活动的各种因素的阅读社会学研究。其次，他们也实现了方法论的更新，将书籍计量史对书名的分类统计发展到深入文本的具体内容进行解读。更重要的是《法国出版史》的面世，标志着法国书籍文化史研究范式的成功转型。如果说前期书籍史阐释的基本脉络是“书籍文类及分布→集体心态状况”，那么到夏蒂埃这里则发展为“文本的实体和话语形式→读者的利用和接受→集体表象的形成”，后者考虑了从书籍到心态之间种种复杂的变量。但值得一提的是，新兴的阅读史与前期的书籍史彼此相连。夏蒂埃坦承，计量书籍史研究累积下来的大量专业论著，为大型的综合性研究提供了基础。在《法国出版史》中，他不仅大量引用了书籍计量史的研究成果，而且继承了年鉴派的传统，研讨书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面向仍然是该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目的，只是希望纠正书籍计量史对历史简约化的阐释，通过研究读者接受文本的复杂情境，以便更全面地认识印刷物的文化作用和影响，让书籍史生成新的“法国性”。
    在1990年出版的《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中，夏蒂埃进一步检验了他的“文本→阅读实践→集体表象”的阐释脉络。他声称，旧制度末期法国传统权威的“非神圣化”，既不是因为那些蕴涵启蒙话语的书籍，也不是因为攻击权威的诽谤性小册子。读者读什么类型的书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怎么读。他提出，18世纪法国经历了一场“阅读革命”，法国人从精读细读为数甚少的权威著作，开始转向广泛的、自由的和带有批判性的阅读。所以，“问题的症结不在于‘哲学’书籍的内容，它们可能没有一般认为的那样影响巨大。更可能是一种新的阅读模式--即便人们阅读的书籍内容完全遵从宗教和政治规范-产生一种批判的态度，从而把人们从对先前表象的尊崇和依赖关系中解放出来。”(69)
    与此同时，“作为年鉴派思想在大西洋彼岸主要传播者”的达恩顿，在启蒙时代的书籍／阅读史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第一部力作是《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该书是达恩顿受法国1960年代书籍史研究的影响和英国史学训练相结合的产物。他在序言里指出，法国人将书籍史研究领入了广阔的总体史道路，他们的研究倾向于统计学和社会学，对书籍生产进行宏观考察或对私人藏书予以微观分析，但忽视了书籍的生产和流通过程。而这个过程在英国得到了最好的研究，英国人从出版商的账簿和销售商的分类账簿中挖掘材料，不同于法国人主要利用出版登记档案或私人财产公证档案。所以，他试图将英国人的经验主义和法国人的社会史视野结合起来，在美国开创出具有原创性的书籍史。(70)
    在这样的雄心下，达恩顿以百科全书作为切入点，首先静态地追溯了它的版本史和印刷史，接着从动态上描绘18世纪法国社会各色人等围绕百科全书出版所进行的各种活动：出版、盗版和反盗版、运输、销售、阅读和沉思活动，这些人的活动构成了社会史、经济史和文化史的内容。这样，达恩顿将纷繁复杂的书史及宏大社会经济史水乳交融地契合到了一起。后来，他把这种研究路径归结为“传播循环”理论，(71) 作为书籍史研究的一种范式。
    但达恩顿对法国人过度地使用计量方法研究文化心态的不满，使他很快转向文化人类学。他的灵感主要来自于人类学家格尔茨，他们曾在普林斯顿大学共同开办“历史-人类学”研讨班。格尔茨将文化定义为“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礼仪、习俗、行为或文本等象征符号则是意义的承载物，人们通过这些象征形式交流、传承和发展他们关于生活的知识和对生活的态度。(72) 那么，怎样解码蕴涵在这些难以理解的、隐晦的象征符号里的意义，以勾勒异文化的生活与心灵世界？格尔茨给出的破译工具是“深描”（thick description），也就是研究者要深入到其研究对象的文化系统内部，对捕捉到的符号行动进行密集地描述，析出其中的意义。
    达恩顿试图按照上述格尔茨提供的文化概念、方法和研究程序，开辟18世纪法国书籍文化史研究的新范式。此后，在研究旧制度书籍阅读史的著作里，他走上了对具体文本进行微观释读的道路。按照他的思路，所有文本都带有它产生的时代特定的通行话语习惯--显然是来自格尔茨的文化观；且它们都具有激起读者反应的潜在策略--用他自己的语汇来说就是文本的“说服技巧”（technique of persuasion）；文本内外相通的文化编码使读者与文本角色发生共振，(73) 文本的主旨由此进入读者的头脑。因而，通过深入文本及其语境当中，就能较好地理解旧制度读者在面对文本时的阅读反应。达恩顿对18世纪法国读者怎么读卢梭作品和非法的“哲学书籍”的分析，就是根据这样的思路进行的。(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