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在法国18世纪阅读史研究中，夏蒂埃和达恩顿发展出了两种不同的路径。夏蒂埃主要接受了社会学理论的影响，因此他关注的是具体实在的阅读实践，认为阅读行为的历史变化，是造成18世纪法国社会集体心态转变的关键因素。达恩顿则主要接受了文化人类学和文学理论的影响，因而将研究焦点投向了解读文本的文化意义，认为“读者的内在经验与文本说教之间的沟通”，决定了他们对文本内容的吸纳和世界观的形成。
    两者的不同，实际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法美两国在文化史研究方向上的差异。与美国相比，社会史传统极其深厚的法国，尽管也借鉴其他学科新开辟的视野和方法，但其重心未脱具体的社会实在，如年鉴学派的历史人类学，只是将人类学的研究主题引入历史研究领域，而非完全仿效文化人类学的阐释路径。由是之故，对于达恩顿将经过创作的文本等同于实际发生的实践行为，夏蒂埃表示质疑，他们之间曾因此爆发过一场争论。(75) 但无论如何，他们的研究成果，为我们呈现了从文本向心态转变过程中的复杂机制，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全面地思索启蒙话语与革命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
    然而，阅读史研究所存在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这种研究背后的理论影响过大，导致史学家们更多地沉浸在寻求理论视角和构建解释模式中，而在档案材料挖掘和拓展方面比前期大为逊色，如夏蒂埃的《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主要是根据既定的研究路径，利用众多二手材料构建起来的解释模式。其次，阅读史研究过度地注重对文本、表象或象征符号的解读，使历史看上去不像是真实发生的客观存在，而更多地像是观念构建的产物，如果每个人的观念不同，对同样的历史就会给出不同的解释。接受文化人类学和文学影响的达恩顿的阅读史研究尤其如此，乃至他自己都不无担心地说：“这种文化史属于解释性科学，它看上去也许太过文学化，在英语世界难以列入‘科学’的名册。”(76)
    结语
    18世纪法国书籍与社会研究存在这样两个不同的阶段，从文化社会史到社会文化史，“从以非常强烈的统计学和社会学为基础的历史转向读者接受的历史、实践行为的历史和意义重构的历史”，但它们并非截然分开，而是存在着密切关联的连续过程。
    年鉴派的史学家们把书籍和印刷品研究从书目版本学家和印刷史学者那里接了过来，改变了传统的文学史和观念史的研究范式，将它们放在社会中，作为一种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思想的力量加以研究，极大地加深了我们对18世纪法国社会经济和文化思想演变复杂性的了解和认识。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研究让人们看到书籍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并为如何研究书籍/阅读史开创了一条行之有效的范式。《法国出版史》的研究视角和撰写体例，为美国、加拿大、英国、西班牙、意大利和澳大利亚等各国史学家仿效，是西方书籍史研究勃兴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20世纪90年代以来，包括夏蒂埃、达恩顿在内的西方史学工作者继续在该领域耕耘，(77) 着力研究西方世界近500年来书籍的出版史、印刷史、传播史、阅读史和书写文化史等，既有国家以上层面的宏观研究，也有地区层面的专门研究；既有纵贯百年的长时段研究，也有某一具体时间或事件里的短时段研究；既有总体的计量统计，也有单独的文本解析，研究主题扩展到人们能够想得到的任何与书籍相关的方面。甚至有学者将这种视野转向遥远的古希腊罗马世界，研究那个时代人的识字率、写作和阅读活动。(78) 递及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18世纪法国书籍与社会研究形成和引申而来的范式，也开始被用于中国的书籍史研究，中国的书籍出版史得到了初步考察。(79)
    注释：
    ① 譬如Jean-Pierre Rioux & Jean-Franois Sirinelli,eds.,Histoire culturelle de la France,4 tomes,Paris:dition du Seuil,1998.这部著作已不仅关注文学、艺术和哲学等高端文化的传统文化史，而且关注社会文化史，且其中第3卷前面涉及启蒙时代的内容，基本上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界研究法国18世纪社会文化史成果的综合。
    ② Alphonse Dupront,《Livre et culture dans la société franaise du XVIII[e] siècle(réflexions sur une enque)》,Annales:ESC,vol.20,no.5,1965,pp.867-896; Roger Chattier & Daniel Roche,《Le livre,un changement de perspective》,Jaques Le Golf et Pierre Nora(dir.),Faire de l' histoire:nouveaux objets,Paris:Gallimard,1974,pp.115-136; Chartier & Roche,《L' histoire quantitative du livre》,Revue francaise d' histoire du livre,no.16,1977,pp.477-501; Robert Darnton,“Reading,Writing,and Publishing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A Case Study in the Sociology of Literature,”Daedalus,Winter 1971,pp.214-256; Raymond Birn,“Livre et Société after Ten Years:Formation of a Discipline,”Studies on Voltaire 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y,no.151,1976,pp.287-312; Roger Chartier,“Frenchness in the History of the Book:From the History of Publishing to the History of Reading,” Proceedings of American Antiquarian Society,vol.97,1988,pp.299-329.
    ③ 安占华：《法国书籍史研究简介》，《世界史研究动态》1986年第1期，第30-33页；李长声：《书、读书、读书史》，《读书》1993年第6期，第136-142页；孙卫国：《西方书籍史研究漫谈》，《中国典籍文化》2008年第3期，第92-96页；张仲民：《从书籍史到阅读史--关于晚清书籍史/阅读史研究的若干思考》，《史林》2007年第5期，第15l-180页；于文：《西方书籍史研究中的社会史转向》，《国外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第9-17页；秦曼仪：《书籍史方法论的反省与实践--马尔坦和夏提埃对于书籍、阅读及书写文化史的研究》，《台大历史学报》2008年第41期，第257-314页。
    ④ Robert Darnton,“An Early Information Society:News and the Media in Eighteenth-Century Pari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1.105,no.2,2000,p.7.
    ⑤ Guillaume de Malesherbes,Mémoires sur la librairie et sur la liberté de la presse,Paris:H.Aagsse,1809,p.427.
    ⑥ Eugene Hatin,Histoire politique et littéraire de la presse en France,8 tomes,Paris:Porlet-Malassis et de Broise,1859-1861.
    ⑦ J.-P.Belin,Le Commerce des livres prohibé à Paris de 1760 à1789,Paris:Belin Fréres Librairesditeurs,1913.
    ⑧ Daniel Morner,Les enseignements des bibliothèques privies,1750-1780,Revue d'histoire littéraire de la France,no.17,1910,pp.449-496.
    ⑨ Mornet,Les Origines intellectuell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aise,1715-1787,Lyon:La Manufacture,1989(1[ère]éd.,Paris,1933）,p.528.
    ⑩ Mornet,Les Origines intellectuell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aise,p.24.
    (11) Mornet,Les Origines intellectuell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aise,p.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