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书籍史研究的兴起，与20世纪法国史学研究实践存在直接关联，其中主要是计量系列史的大规模应用。20世纪30年代，系列史被用于经济史领域，更准确地说是用于价格长期波动的研究。(15) 到1950年代，随着布罗代尔以多元的时间观构建总体史图式，年鉴派史学家们开始大规模地采用计量系列史，研究人口和社会等中时段的“情势”变化周期。尽管在布罗代尔时代，集体心态史和其他形式的文化史研究被降至边缘，但正是对社会经济史领域研究的持续深入，酝酿了突破变革的因子。
    1960年代初出现的一些集体心态史论著，使人口史研究者开始注意到与人口行为有关的价值和心态因素；计量系列史极大地扩展了能够纳入研究之用的材料，为史学家关注抽象的情感世界提供了支持，如“对贫民档案进行耐心的探究，导向了系列宗教史、生活态度史、夫妻婚姻史，进而是社会生活最根本的基础结构，导向爱情、生活和死亡史”。(16) 人口史研究的这种递变过程，启发了一些年鉴学派学者，他们发现系列史同样可以延伸到第三层次的计量，开始倡导对集体心理、意识形态或文化观念进行研究，以便让总体史更趋完整。(17) 在他们看来，研究社会意识层面“拥有的资料与经济学或人口学领域一样丰富，拥有的系列一样同质：它们可用于研究大众的识字率、教育社会学、宗教情感、精英观念的形成过程以及政治意识形态的显性和隐性内容等”。(18)
    年鉴派史学家欲将研究从社会经济层面延展至文化心态层面，书籍史无疑是他们践履这种想法的适恰对象。因为它具有流通商品和文化载体的双重属性，既能够将它作为生产出来用以交易和谋利的商品来研究，又可以将它作为通过图像和文本传递意义的文化符号来研究。(19)
    1958年，吕西安·费弗尔和亨利-让·马丹合作著述的《书籍的出现》问世。该书以长达500多页的篇幅，缕述近代早期印刷物的发展演变史，分析书籍世界里变动的社会关系，阐明书籍在商业贸易动能下的传播方式，并透视书籍与社会文化变革之间的关系。(20) 两位作者既未像观念史那样，把书籍与生产以及当时的社会环境隔绝开来，从而文本被假定为一种独立的抽象存在，也没有像印刷史学者那样，仅关注出版印刷技术的变迁过程。从内容构成上看，吕西安·费弗尔和马丹所依据的显然是年鉴学派社会经济史的视角，把书籍视为一种用专门技术生产出来的社会商品，同时具有文化传播功能。因此，他们把书籍置于社会背景当中，研究它在经济、社会、政治乃至文化等不同层面的作用和影响，力图构建一部书籍的总体史，从而为后来者提供了一个可供仿效的模式。(21)
    上述诸多因素的辐辏，为书籍史研究的兴起提供了较为完整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支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世纪60年代，高等研究实践院（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第六部的一批学者组成了以弗朗索瓦·孚雷为首的研究团队--后来被称为“书籍与社会”学派，接管了过去主要是文学史家、目录学家和印刷史学者关注的问题。孚雷明确宣称，“斗胆跟上经济史的新近进展，追随其脚步”，利用计量方法和18世纪恰好具备的计量材料--旧制度当局授予书籍出版发行权的许可证，一方面对社会文化产品的总体情形给出全景式描述，另一方面对各社会文化阶层或群体进行大量的专门研究。(22) 把“物”与“人”这两个层面结合起来加以研究，在孚雷看来，“人们就可以对大趋势及其发展机制获得一定程度的认知”，从而得以弥补传统的书籍史研究内在（解读文本内容的路径）与外在（书目学的路径）、个别例证（个体文本）与一般结论（社会思想趋势）二元割裂的局面。
    孚雷等人这种重构法国出版物的社会经济史努力，产生了两卷本的《18世纪法国的书籍与社会》。他们的研究呈现了18世纪法国书籍与社会的种种面向，包括书籍的生产、传播、分布情况以及与群体心态的关系；在此过程中，他们确立起一种书籍史研究的新范式：
    第一，将计量系列法大规模地应用于书籍研究。在孚雷等人的书籍与社会研究开始之前，法国学者R.埃斯蒂瓦尔就开始以计量方法衡量旧制度时代的书籍生产状况。他利用出版备案局（Le Dépt Légal）的档案，统计了自16世纪到波旁君主制倒台这个时期内法国业已出版的书籍数量。(23) 但出版备案记录没有涵盖王国的所有出版物，埃斯蒂瓦尔因此用其他材料加以补充，其中包括出版管理局（la Direction de la Librairie）批准书籍出版的特许和默许记录、海关缉查的禁书登记册以及出版同业公会的记录簿，此外还有诸如《文学法兰西》等报刊上登载的书评信息。埃斯蒂瓦尔于1963年完成的《18世纪君主制下法国的书目统计》论文中，通过对这些材料的计量分析，基本廓清了18世纪法国旧制度时代的书籍出版周期变化状况，以及君主政府对出版业复杂的行政管制的影响。(24) 但他的目标更多地在于用简练、科学的方式表达历史，也就是“历史的图式化”（schématisation historique）。因此，马克·博卢瓦佐在关于该书的出版简介中提到，人们期待着综合性研究，通过出版物追索启蒙时代“法国思想总体的和量化的演变历程”。(25)
    孚雷等人组成的研究团队，正是根据埃斯蒂瓦尔发掘出来的材料源--法国出版管理局的特许和默许记录、官方文学报刊中登载的书评信息等从事研究。孚雷把1720年代到1 788年旧制度当局特许和默许出版的书籍，按照书名分别归入神学、科学与艺术、法律、历史、纯文学五大门类下，(26) 然后，选取几个间距均匀的时间段组成同质的、反复的和可比较的系列，并对它们进行计量。让·埃拉尔和雅克·罗热则选择《学者报》和《特雷武报》上刊载的书评作为计量材料。他们同样按照受评图书的内容，分别归入旧制度时代的五大图书分类中，据此观察这五种类型图书出版数量的消长变化。(27)
    第二，“书籍与社会”研究团队明确地将书籍出版发行与社会心态联系起来，希图借助研究书籍探明18世纪法国社会思想的演变。费弗尔和马丹的《书籍的出现》，在阐述“书籍的文化作用和影响”时，仍然只是从书籍的传播效应讨论书籍对宏观社会文化变迁--如宗教改革和拉丁文化式微--所起的作用，尚未意识到将书籍内容与社会心态取向连结起来。而在书籍与社会研究团队的实践中，则明确了此一方向。
    孚雷重现了18世纪法国书籍出版的基本趋势：在特许出版的书籍中，整个18世纪，法律、历史和纯文学方面的书籍出版数量在书籍出版总数中所占的份额基本保持不变。但从1724年到1789年间，两类书籍--“神学”与“科学和艺术”所占的份额颠倒了过来，宗教书籍从17世纪末占特许出版书籍总量的1/2降至1780年代的1/10，填补它空出份额的是代表世俗文化的艺术和科学类书籍；默许出版的书籍也呈现类似的趋势，神学和法律书籍几近消失，纯文学、艺术和科学方面的题材占绝对优势，其中科学和艺术方面的书籍增长尤为显著。(28) 孚雷得出结论说，这种趋势的变动，是18世纪法国集体趣味转变和易于接受新观念的显见征象，它表明了上个众所周知的现象，即启蒙哲人将神性从人的世界里排除出去的努力。埃拉尔和罗热对两份文学报刊书评进行统计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我们能够论证的总的事实是，神学书籍下降，自18世纪初开始，科学奇事书籍比重日增，各种传统形式的文学书籍持续不变”。(29)
    第三，沿用社会史惯常的社会分层阐释图式，“书籍与社会”研究小组通过考察书籍在社会不同阶层中的传播或占有情况，探究18世纪法国特定环境下从大众到精英阶层的基本社会状况--既包括财富等级、经济地位、阶层差异和社会流动，也包括不同类型社会群体的知识结构和心态世界，从而在社会阶层与文化心态之间建立对应关系。
    伯莱姆试图从“蓝皮丛书”（Bibliothèque bleue）和民间历书着手，解析18世纪法国大众文化心态的转变。她认为，17、18世纪以蓝皮丛书为代表的大众文学内容发生了缓慢的变化，原先的占星术和神鬼故事逐渐被关于社会现实和人本身的故事所取代。这种“朝着现实，朝着当下，朝着人本身的渐变”，反映了18世纪法国大众心灵世界中理性和世俗精神的滋长。她宣称：“受占星术控制和深信谚语的地道的农夫，也开始追寻方法、道理。”(30) 17、18世纪的民间历书内容反映了与蓝皮丛书类似的变化趋势，这表明在启蒙运动的影响下，理性和怀疑精神开始渗透到法国大众心态世界中。(31)
    布朗科利尼和布伊西以1777年出现的“简单许可”（permission simple）(32) 登记记录为计量材料，分析了外省的书籍消费情况。他们得出结论说，除教科书和宗教书籍外，18世纪法国外省的书籍消费非常微小。“启蒙世界的书籍根本没有渗透到法国外省，仅有小说开启了现代性的文化冒险历程，但微不足道”。(33)
    那么，相比于深陷在惰性心态结构当中的外省受教育阶层，更高层次的外省知识精英阶层情况怎样？根据罗什的研究，由传统精英（包括贵族、医生、律师等职业人士）组成的外省学院，不仅对社会的贤能之士敞开大门，对新思想也持开放态度，关心科学进步和社会福祉。(34) 在让-路易和玛丽·弗朗德兰研究的巴黎沙龙社会里，处于思想变革中心的知识精英更热衷于启蒙的新思想。这些上流社会的人们谈论科学，尤其是人文科学，涉及时事、哲学、政治甚至经济学等。(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