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书籍与社会”学派的推动下，20世纪六、七十年代，18世纪法国书籍史研究得以在广度和深度上进一步发展，(36) 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资料范围继续扩大，如教会的结婚登记簿、私人藏书清册和死后财产清册均被纳作新的计量材料；二是关注的主题更加广泛，更为细致的区域和个案研究开始出现，研究者将目光对准18世纪的识字率、不同阶层读者的藏书偏好等主题，试图借此弄清楚18世纪法国“谁在读书”、“谁在读什么书”和特定地区的阅读取向，进而以此辨析出这个时期法国不同社会群体或不同地区的心态状况。
    18世纪的法国“谁在读书”？研究识字率对回答这个问题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1972年至1975年，孚雷和莫娜·奥佐夫与高等实践研究院第六部其他专家一道，利用教区婚姻登记簿上的签名作为编制计量系列的材料，统计了从加尔文到茹尔·费里时代法国人读写能力的发展。研究结果表明，17世纪之前只有社会精英阶层能读能写会算；直到18世纪，由于资产阶级识字率大幅提高，因而拉升了法国的总识字率水平：从1686-1690年至1786-1790年期间，男性的识字率从29％上升到47％，女性则从14％上升到27％。但因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18世纪法国的读写水平存在地域上的不平衡，北部要高于南部，城市要高于农村。(37) 丹尼埃尔·罗什对巴黎民众阅读的研究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他认为，在18世纪，“日益增长的识字率、阅读物的增加、图画和歌曲的流行，所有这些都让巴黎普通人或多或少地介入阅读”。(38)
    18世纪的法国“谁在读什么书”？此一时期众多法国学者利用公证人记录、死后财产清册和私人藏书拍卖清单，研究某个阶层或个人的书籍占有情况，将关注的视野进一步拓展至阅读倾向层面。M.马里翁统计了1750-1759年巴黎近4000份财产清册，其中仅有841份提到至少一本以上的书。拥有书籍的人数比例，僧侣阶层是62.5％，贵族44.5％，而第三等级只有17.5％，这表明不同等级、不同财产水平的阶层具有各自不同的文化特点。(39) 罗什分析了法兰西科学院终身秘书迈朗的藏书，在18世纪这位贵族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藏书中，科学和艺术类藏书比例高达65％，而神学著作仅占5％。因此，罗什认为：18世纪法国贵族化资产阶级的精神状态，是对宗教的忽视和对知识的渴求。(40) 其他学者对巴黎教士、总包税人和外省知识精英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即在18世纪法国人的阅读旨趣里，对知识和精神的世俗化追求超越了宗教虔诚，也就是孚雷所谓的“非神圣化”趋向。(41)
    此外，一系列论著将目光对准地方性的书籍文化，以便能够更清晰地了解18世纪法国阅读社会学的景象。阿尔贝·隆萨对洛林的研究表明，这个不受法国司法控制的地区，尽管向邻近的省份供应书籍，但鉴于该地区较高的识字率和相对发达的文化，它所生产的书籍大部分用来满足本地消费，在宗教、哲学或淫秽书籍方面甚至是重要的输入地。莫利纳则研究了另一个不受王国政府司法控制的地区--阿维尼翁的印刷出版业情况，他发现为了避免王权的遏制，该地区向邻近市场供应的书籍主要是传统的宗教著作，向远处的顾客则供以哲学、科学艺术和文学著作。(42) 凯尼亚尔早先用商业簿记、公证书和政府档案，研究了1760-1789年间鲁昂的书籍生产和销售情况，他从宗教书籍数量的大幅下降判定，这个城市的集体心态在旧制度末期呈现“非神圣化”趋势。凯尼亚尔接着对18世纪法国整个西部地区阅读模式的研究，更是将书籍计量史研究发展到新的高度。他借助日趋成熟的计量分析路径，用结婚登记簿计量读写水平，用财产清册探察书籍占有情况。凯尼亚尔精细入微地辨析出不同社会阶层所阅读的书籍类型，表明在不同时期西部各城市或地区间的阅读模式存在复杂变化。17世纪末只有雷恩和鲁昂这样的大城市读者数量较多；到1725-1730年，提到书籍的财产清册数量在西部各地都上升了10％。在此后的30年里，只有少数几个城市书籍持有量继续上升；1760年后除鲁昂外这个数字在各地都处于下降中。但他所计量的系列也显示了同样的大趋势，即宗教类型的书籍数量至18世纪中期急剧下降。(43)
    概言之，20世纪60年代，“书籍与社会”学派主要追随年鉴学派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成熟经验，利用计量方法，着重从经济和社会层面探索书籍的出版发行和社会传播情况，并根据此种情况加以分析，从中找出18世纪法国社会群体心态和文化思想的长时段演变趋势。他们的研究成果，不仅丰富和深化了旧制度思想史的内容，而且拓展了史学研究的视域，构成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史学演变进程的重要一环。
    首先，就旧制度思想史研究而言，传统的文学史和观念史主要依靠传之后世的文字材料解析这个时代的思想原则。那些没有能力留下自己文字的社会群体，或留下了文字但被时间湮没的个人，他们的观念世界皆被排斥在了历史的重构之外。承袭着年鉴学派关注下层民众史观的“书籍与社会”研究，意欲祛除的正是这种依靠少数文本归纳时代思想的研究取向，孚雷在他的研究论文里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传统的文学研究导致根据个体的证据推定社会的和集体的现象，这个方面恰是史学家首先想要推翻的”。(44) 他们试图利用计量系列法，将该时代生产的所有书籍都纳入研究范围，分析社会总体思想趋势，同时对各阶层进行特定研究，通过探明书籍在不同社会阶层中的分布情况，来辨识社会群体的心态、观念和信仰。
    正是在这样的史学观念下，书籍与18世纪法国下层社会心灵世界之间的关联，被带到了历史的聚光灯下。多样的群体心态图景取代了单一抽象的思想原则，18世纪法国社会的思想画面因此显得更加丰富和完整。
    其次，就“书籍与社会”学派促进史学进步而言，该团体将书籍置于社会当中进行考察，分析书籍在各个社会面向--从经济、社会、政治到文化心态--中的作用和影响，形成一种书籍的社会学。这种研究路径，“揭示了18世纪法国芸芸大众所经历的、而非出现在后人所选择的少数经典中的书籍文化的总体轮廓”，(45) 它既有别于观念史对上层精英文本进行精致解读的做法，也不同于社会史专注于对下层社会结构的深入探究，而是将文化观念与社会结合到一起进行考察。这种被史学界称为“观念的社会史”的研究路径，不像社会史那样，仅按财富或身份贵贱概括社会分层，而是按文化差别，如文化能力（读与写）、文化产品（书籍的拥有）和文化态度（如生死观念）进行社会等级的划分。它也不像旧的观念史那样，仅解读少数著名的文本，将观念隔离在它所植根的社会环境之外，而是对书籍和心态进行全面总体的考察。更重要的是，从新的历史面向考察书籍，需要新的方法论，发掘新的材料或从旧资料中发现新的用途，“书籍与社会”学派经过大量的研究实践，最终确立了书籍史研究的范式。而且，这种范式逐步传布到欧洲和美国，促进了书籍史研究在整个西方世界的兴起。(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