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在巴基斯坦遭受严重水灾时及时给予援助。据时任中国驻巴大使耿飚回忆，1956年7月9日，他拜会了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苏拉瓦底表示巴基斯坦因遭受严重水灾，粮食困难，希望中国给予援助。后巴外事秘书提出巴方急需6万吨大米，要求我国以优惠价格供给的具体要求。后来周恩来总理批示：大米价格不予优惠，但另赠大米4000吨。巴方主动提出，美国援助巴基斯坦的面粉，口袋上写明是美国的援助，中国援助的大米，也可写上。中方表示只写“中国”两字，说明是中国的大米就可以了。巴方十分满意，巴基斯坦粮食部新闻官发布新闻，主动在我新华社记者所写的稿件上加上“慷慨的”字样。中国对巴的粮食援助对中巴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56年9月6日，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在和中国外贸部部长叶季壮的谈话中，1957年3月，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在国会的答辩中，都对中国政府的粮食援助表示感谢。(23)
    另外，中国主动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坎巨提问题。坎巨提位于克什米尔北端，历史上这一地区确实属于中国，并且在地图上印有标记。但新中国成立后，考虑到这个地区事实上被巴基斯坦管辖已久，中国政府就主动把这一地区归还给巴基斯坦，并且在新版的地图上作了修改。巴方对中国主动解决坎巨提这个历史遗留问题十分满意。(24)
    中国长期以来的做法，使巴基斯坦感到中国是一个真诚的、可以信赖的朋友。1961年巴基斯坦的舆论方面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巴基斯坦报纸最近纷纷发表社论，要求巴基斯坦修改外交政策，退出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等侵略性军事集团，并要求同中国签订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25)
    2.中国的外交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
    首先，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明显的裂痕。在冷战的国际格局下，新中国在建立之初，在外交上选择了“一边倒”。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缔结标志着两国同盟关系的正式确立，从此两国关系进入“同志加兄弟”的亲密时期。但到了60年代，两国首先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中共借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之机，接连发表三篇文章，不指名批评了苏共的某些观点，拉开了中苏论战的序幕。作为反击，1960年6月，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在赫鲁晓夫的组织下，在会上出现了围攻中共代表团的局面。“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后，赫鲁晓夫从政治、经济、军事三个方面对我施加压力，特别是在经济方面对我采取严重步骤，毁约并撤走全部在华专家。”“苏联答应提供的重要军事设备大部分都没有兑现，我国防部派出的学习军事尖端的留学生也受到种种限制，以后也再未派出。”(26)中苏关系不断恶化，甚至出现了边境流血冲突事件。
    其次，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印之间因为西藏问题和边境问题矛盾加剧，中印关系结束了50年代的“蜜月时期”。1959年3月，西藏上层僧侣和贵族发动了武装叛乱，西藏叛乱事件发生后，“印度总理尼赫鲁3月31日上午接见了一个以西藏叛乱分子领袖鲁康娃·泽旺饶登为首的代表团”。(27)声称：“西藏人不是中国人，他并且说，中国人被称为汉人。西藏人是西藏人。”(28)并且后来亲自会见了达赖喇嘛，实际上已经开始深度干涉中国内政。后来，中印之间又发生了关于边界问题的分歧和斗争。1962年10月20日，印度军队在中印边境的东段和西段发动了全面进攻，“中国方面没有别的选择，只有进行坚决的回击，收复被印度军队侵占的领土。”(29)
    中国和苏联、印度两个主要邻国关系的不断恶化和公开化，使巴基斯坦感觉到中苏、中印之间一定是存在着某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巴基斯坦意识到，有可能通过改善和中国的关系达到拉中国对抗苏联和印度。这样实际上在巴印、巴阿冲突中，巴基斯坦就获得了中国方面的实际支持。同时巴中关系的改善，也增加了巴基斯坦向美国讨价还价的资本，美国为了拉住自己的盟友，势必得向巴基斯坦做出某些让步，以便维护美巴联盟的稳固。
    综上所述，20世纪60年代初期，巴基斯坦自身的处境和中国外交环境的改变，是巴基斯坦致力于从根本上改善巴中关系的主要原因。但是，笔者认为，20世纪60年代初期，巴基斯坦致力于从根本上改善和中国的关系，除了上述原因外，有着更深层次的考虑：首先，巴基斯坦看到了中苏、中印之间存在的尖锐矛盾，而巴基斯坦当时和这两个国家也存在着矛盾，巴基斯坦自然考虑到拉中国来对抗苏联和印度，以增加自己和邻国印度、阿富汗对抗的力量。另外，巴基斯坦当时还是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成员，巴基斯坦斯坦和中国关系的接近是它们所不愿意看到的。为了拉住巴基斯坦，美国等西方国家就不得不满足巴基斯坦提出的要求和条件，这样巴中关系的改善实际上就增加了其向西方盟国讨价还价的资本。还有，中国是巴基斯坦的邻国，并且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在亚洲乃至世界的影响力正在逐步加强。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关系的根本改善，从长远来看，对巴基斯坦国际地位的提高，对巴基斯坦政治、经济的发展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