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中期德国面临的困境与我们当前的问题有诸多相似之处：经济长期发展后出现贫富分化、劳资冲突、地区发展不平衡等现象。特别是在1966年经济危机的背景下，社会矛盾更为激化。为此，德国经济部长席勒提出了“社会对称”（soziale Symmetrie）理念，成功推动了工资谈判、劳资共决、区域和产业结构等政策，为德国经济的平稳增长、社会的和谐稳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席勒的“社会对称”理念成为解决当时德国问题的新思路，本文将对此进行介绍和解读。
    一、“社会对称”理念出台的时代背景
    自19世纪初德国工业化以来，德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劳资对立。“社会改良主义思想与俾斯麦时期的国家社会主义实践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劳资冲突”。① 魏玛共和国也未能找到满意的答案，尽管这一时期劳资利益团体曾相互接近，但合作进程甚为短暂并以失败告终。
    二战结束后，艾哈德在美英占领当局的支持下实行货币改革，改革的成功奠定了社会市场经济的基础。在多方面因素的作用下，德国（指联邦德国，以下同）经济很快恢复。从1951年开始经济高速增长，步入了所谓的“经济奇迹”阶段，1951年和1955年甚至达到了两位数的增长率。② 从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德国实现了充分就业，物价保持稳定，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恢复和提高。因此，劳资问题并不十分突出。
    进入60年代中期，劳资矛盾开始凸显。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由于经济持续十余年增长，为德国积累了巨大的社会财富。经济的增长不仅提出了社会财富再分配的要求，而且为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提供了充足的物质条件。然而劳方感到自己并未充分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反而出现了贫富分化的趋势，社会不公问题日渐突出。其二是1966年德国爆发了战后以来的第一次经济衰退，“1965年经济还增长5.5％，但1966年就已下降到3.5％，1967年甚至降到负0.1％。失业率达到3.1％，其中部分地区失业率甚至高达19.7％和10％”。③ 在危机来临之际，劳方认为工资收入远远低于物价上涨指数，需要资方提高工资来满足生活需求。化学工会提出工资上涨9.5％，其他工会也要求大幅度提高工资。④ 显然，劳方的要求不无道理。但在资方看来，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企业首先面临着生存的问题，没有余力大幅度提高工资以改善工人的待遇。因此，劳资双方陷入严重对立的僵局。
    对于劳资之间的剧烈冲突，政府面临两难选择：介入劳资冲突，可能会费力不讨好，而且也不符合德国传统的劳资自治原则；如果不介入，则劳资冲突可能蔓延甚至进一步激化，导致经济形势恶化。
    面对经济衰退和社会的不满情绪，执政的联盟党基于市场经济可以自发恢复的理念，不愿也无法提出新的对策，最终导致艾哈德政府的倒台。1966年12月组成新政府，开启了基民盟/基社盟和社民党大联合执政的新时代。由于社民党自联邦德国成立后长期处于在野地位，成为联合执政伙伴后极力想向民众证明自己的执政能力。然而，社民党主席勃兰特并无经济政策的知识和能力，社民党著名的经济专家席勒教授被任命为经济部长，承担起了处理经济问题、推行新经济政策的重任。
    席勒担任经济部长后面临的首要挑战是如何说服劳资双方放弃各自强硬的立场，减少对抗，形成社会各派力量理性合作的局面，即实现他所倡导的社会“集体理智”和“社会共识”。席勒认为“社会共识对政策的制定至关重要，只有各种社会群体参与到政策的讨论中，形成共识后，各项重要的改革才能取得成功”。⑤ 为此，席勒推出“协调行动”的措施，即在政府的参与下将劳资双方拉到“集体理智之圆桌边”，⑥ 通过理性对话达成妥协。
    “协调行动”获得成功的关键是各方的支持，特别是取得工会的谅解。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尤其需要劳方节制工资大幅度增长的要求。而在当时劳资立场严重相左的情况下，别说是说服劳方同意这一建议，就是能否把工会拉到“协调行动”的会议桌边都面临考验。
    为了促成“协调行动”，席勒首先采取各种“道德劝说”手段把工会领导人拉到会议桌边。然而，如果按照德国传统劳资自治的习惯，劳资双方坐下来后，并不一定能够保证会谈取得成功。
    在当时的情形下，化解劳资僵局的有效办法是政府的介入，即政府充当斡旋人的角色。而政府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突破德国的历史传统。因为从历史来看，无论是德意志帝国、魏玛共和国，还是联邦德国，都具有浓厚的劳资自治色彩。工资谈判历来是劳资双方的“自留地”。劳资自治固然有诸多优点，但同时也有其局限性，主要表现为劳资谈判无法达成妥协时，劳方往往会采取罢工方式来达到目的，这不利于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尤其是在经济危机时期这样的手段只会使经济雪上加霜。由于“协调行动”是联邦德国政府对劳资谈判的首次介入，席勒对此进行辩护说：“在我们这个现代社会没有绝对的自治。”⑦
    为使政府介入具有更为合理的依据，需要提出一套理论来说服社会各方尤其是工会，而现有的理论对劳资双方都不具说服力。如果用“社会公平、公正”这样的说法，只会使劳资双方情绪更为对立，因为各方都坚持认为自己的做法是公平、公正的。因此，席勒必须提出新的理论来缓和劳资对立，而这一理论最好避免“公平、公正”这样强烈感情色彩的词汇，尽量采用较为中立、理性的语言。于是，“社会对称”理念在这一背景下问世。
    但是，不能由此理解为，“社会对称”理念仅仅是社会公平、公正的“新包装”。“社会对称”有其独特的思想体系和阐述，它是推动社会公平的新途径和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