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促进政策：在黑红联盟（基民盟/基社盟和社民党组成的大联合政府）的努力下，1969年通过了《劳动促进法》，该法在促进职业教育、进修和转岗培训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失业者通过培训获得了新的就业技能，通过积极的就业政策填平了就业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差异，在此背景下工会对大联合政府的工作表示基本满意。特别是1969年底组成以社民党为首的政府后立即采取相应措施来满足工人在1956年至1957年罢工的要求，即在工人生病的情况下企业继续支付工资。社民党的上述政策无疑缓和了劳资双方之间的矛盾，为经济的持续发展奠定了稳定的社会基础。
    劳资矛盾的缓和使德国工会在六十年代末没有与激进的“68学生运动”合流，从而降低了德国当时的社会动荡程度，减少了社会对抗的成本。同时，德国是世界上罢工次数最少、社会最和谐、稳定的国家之一，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社会对称”理念的推行。
    财富再分配政策，即税收政策：由于对“社会对称”存在理解上的差异，“社会对称”理念在融入税收政策上产生严重的分歧。社民党左翼在税收政策上的两大具体诉求是：（1）将税收的起征点从312马克提高到624马克，（2）将最高个人收入所得税提高到60％、公司所得税提高为58％。席勒对第二个诉求持保留态度，席勒认为过高的税率会影响到企业界的投资热情，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不符合“社会对称”的原则，为此席勒劝告社民党同仁。然而社民党在所有的决议中均否决了席勒的建议，席勒遭遇了全面的失败。这一结果埋下了席勒第二年辞职的导火索。
    席勒的副手、经济部国务秘书罗森塔尔认为，社会政策包括财产的再分配从长期来看就是景气政策。社民党再分配社会财富的提案一直受到席勒的阻挠，“如果席勒在财富再分配的问题上保持善意中立的话，这项政策早就通过了”。罗森塔尔指责席勒：“因为需要稳定经济就不同意进一步提高工资、因为要考虑联合执政伙伴的立场而不同意劳资双方的全面共决，还不同意劳方分享经济成果”。(29)
    四、“社会对称”理念的失败及其争议
    “社会对称”理念在60年代中后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功推动“协调行动”的实施。原因之一是在经济衰退的背景下，各派社会力量都有共同克服危机的需要。但到了70年代初“社会对称”就显露疲态，无法有效推动“协调行动”继续进行。首要因素是工会和社民党左派阵营对“社会对称”理念的批评。一方面，工会认为席勒的政策对劳方并非真正“社会对称”，而是利用“社会对称”来迫使工会在劳资谈判问题上对资方让步。“席勒并没有认真对待社会对称（政策）。”(30) 社民党内的激进派“青年社会主义者”领导人福格特甚至指责席勒“站在右翼的立场上”，是“企业界的友好人士”。(31) 另一方面，工会认为“社会对称”理念捆住了与资方谈判的手脚，使劳方在工资谈判中无法争取到更多的利益。早在1967年，五金工会领导人布雷诺在接受《明镜》周刊采访时就表示不满：“社会对称”理念“与劳资自治原则相冲突”。(32)
    上述矛盾的症结在于，虽然工会和自民党左翼对“社会对称”的必要性表示认同，但由于所处的立场不同，也就造成了对社会对称性理解的差异：工会和社民党左翼把社会对称性作为终极目标，将其与社会公正等同起来。而作为经济学家和联邦经济部长的席勒则把“社会对称”视为稳定经济的手段。席勒的逻辑是通过“社会对称”理念来推动“协调行动”，达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效果，从而实现提升社会的总体需求的目标，达到“社会对称”的目的。换句话说，工会和社民党左翼把“社会对称”作为一种价值追求，而席勒头脑里面的“社会对称”则是一种“中庸”思想，即政策的适度、均衡以及各个社会团体行为和诉求的节制。
    在席勒看来，从70年代初期开始勃兰特政府的各项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已经是既不均衡，也不适度。席勒对于勃兰特政府的财政赤字问题和国家日益强化的干预程度表示担忧，尽管他在财政问题上呼吁建立“社会对称”，即保持预算的适度平衡。由于加大对社会福利国家的建设，要求更多的财政投入，使得勃兰特政府在财政开支上越走越远。德国学者洛森斯蒂尔认为，这一后果恰恰是席勒造成的，因为“凯恩斯主义财政赤字政策导致了国家的负债”。(33)
    随着1972年席勒的辞职，“社会对称”理念失去了其重要的旗手、执行者和掌舵者。此后“社会对称”理念就失去了本来的意义，成了各派政治力量解释自己政策的工具：工会70年代的工资政策已经不只是局限于年度的工资谈判，而扩大到工资政策的结构转变。例如“1972年工会在其行动纲领中提出了缩短工作时间并延长假期、提高薪酬、扩大社会保障、改善养老保障等十二点要求。工会的要求无不需要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作为支撑和保证；”(34) 社民党左翼也要求推进社会福利政策并声称，扩大政府财政福利支出以符合“社会对称”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