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社会对称”理念的提出及其内容
    1.“社会对称”理念的提出
    席勒介入劳资谈判的真正目的是促使工会采取“以稳定为导向、促进经济增长为目的的适度工资政策”。⑧ 所谓的“适度工资政策”指的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劳方不提出过多增加工资的要求。1967年2月15日，席勒在德国工商联合会全体会议上首次提出了“社会对称”这一概念。席勒呼吁资方适度提高雇员的工资来实现“社会对称”。2月17日席勒在联邦议会上再次提出：“如果适度的经济增长来临，那么，将会有一天有必要在经济和财政政策上建立社会对称”。⑨ 尽管席勒没有对“社会对称”做出详细的解释，但人们可以从这两次讲话中解读到其真正含义：一方面，资方应该适度做出让步来满足劳方提高工资的期望，但更大程度上呼吁劳方做出暂时的牺牲，不要提出过高的工资增长要求，等经济恢复增长后再给予弥补。
    在当年3月2日的“协调行动”公报中，席勒这样“粗略地”定义“社会对称”概念：“（政府）在制定经济及财政措施时应一再严格检视，是否只损害或只有利于某个群体，而未顾及某些事情或某些团体”⑩。如果公报内容还略显晦涩的话。随后席勒的解释就较为清晰：“所有的经济政策最终都应符合社会对称原则，即从长期来看经济政策的目标不应该只损害或只有利于个别群体”，理性的经济政策应“服务于社会平等下的自由秩序，从而确保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稳定。”(11) 席勒对“社会对称”概念的解释隐含有三层意思：（1）政府的立场是中立和公正的，采取的经济政策措施会公平对待劳资双方；（2）在劳资关系中，不允许只有一方得利或其中一方利益受到损害的现象出现；（3）经济政策公平，才能确保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稳定。
    显然，“社会对称”理念的核心是政府经济政策的公平、劳资关系的平等以及双方利益的均衡。换句话说，“社会对称”理念的核心是，作为社会伙伴关系的劳资双方在工资协议谈判中应照顾对方的立场和利益，使工资增长与经济增长幅度相适应，以期达到公平分享社会财富的效果，从而缩小贫富差距，达到社会公平、公正的目的。
    如果说“协调行动”是席勒的政策措施的话，则“社会对称”就是促进其政策措施顺利实施的理念。在“社会对称”理念的感召之下，劳资双方开展了理智对话，劳方同意不再坚持更高的工资增长要求。“化学工会答应将工资增长幅度从9.5％降到3.7％，其他工会也做出让步，因此，1967年平均工资只上涨2.1％”(12)，企业负担大为减轻。于是，在劳资合作等多方面因素的作用下，德国经济很快走出衰退低谷，重新步入快速增长的良性轨道。“到1968年9月失业人数已经从67.3万人下降到17.4万人。1968年GDP增长达6.8％，第二年甚至高达7.9％。同年企业盈利上升18％。”(13)
    2.“社会对称”理念面临新的形势
    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变化，“社会对称”的内涵及所指对象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这一变化的背景是德国经济重新强劲增长，劳资矛盾再次凸显。双方的矛盾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第一，自1968年中期开始，德国经济快速恢复，但劳方感到收入的增长明显落后于经济增长速度，“从1967年至1969年，工资毛收入只增长了20％，而同期企业盈利增长了28％，而且这种差距还在加大。”(14) 工人对此表示强烈不满，要求重新谈判工资协议。化学工会提出将工资增长5.2％，五金工会下属的钳工分会则要求增加4％。(15) 而资方则认为，经济尚处于恢复期，企业还没有进入稳定盈利阶段，而且此前的工资协议尚处于有效期。因此不同意提前谈判工资。德国著名学者乌韦·安德森也认为当时的症结是，“经济复苏比学术界的预测来得更快更猛，而雇主协会拒绝在外部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提前谈判工资协议”。(16) 第二，劳方认为政府并未兑现当初“社会对称”的承诺。工会表示，在危机时期工会通过工资节制政策来支持企业的投资活动，而在经济景气时则应该更多地分享企业盈利。因此，政府应该对资方进行施压，提高工资，改善工人待遇，弥补经济危机期间的损失。
    鉴于资方的强硬态度，劳方的不满情绪加剧。由于工会受制于政府的“协调行动”，无法采取更多行动来支持工人的要求，于是工人采取了自发行动。1969年9月爆发了以提高工资为诉求的一系列罢工。“1969年9月2日多特蒙德赫西钢铁工厂工人举行短时间的停工，要求将每小时的工资提高20芬尼。”(17) 随后，“萨尔州和杜伊斯堡的钢铁公司很快举行大罢工。”(18) 罢工的重点是钢铁行业和鲁尔区的采煤业，随后蔓延到金属加工、纺织及部分公共服务业。10月份蔓延到木材加工业、陶瓷业和联邦邮政。
    9月的系列自发罢工表明，德国劳资双方的共识已经不多，不断的罢工也说明社会缺乏席勒所倡导的“集体理智”。工会对“协调行动”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情绪，在1968年5月召开的工会全国代表大会上五金工会指出，“协调行动”并未关注到职工的工资问题。五金分会下属的化学分会负责人赫尔曼·拉佩威胁道：“如果工会的行动自由受到限制，及劳资双方不平衡的现象加剧，工会就应该重新审查是否有必要留在协调行动之中。”(19) 此时，工会准备放弃节制的工资政策，“协调行动”遇到了严峻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