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内学者较多地关注到20世界50年代美国对东欧共产党国家的差别政策，尤其集中于美国对南斯拉夫政策，以及波匈事件后美国对波兰政策的特殊性，将这两国同苏联的一般卫星国相区别①。与当前的这种二分法模式不同，一份1958年的美国政府官方文件指出，美国对东欧共产党国家的政策实际上形成的是三类色调的“光谱”。从文献条件和研究视角来看，以往研究成果未能深入探讨美国对东德的政策，从而忽视了“光谱”的一端。本文在充分利用两大美国最新解密档案文件数据库的基础上，试从更为宏观和立体的角度，再来审视20世纪50年代美国对东欧共产党国家的政策差别，认识这一所说的“光谱”。
    一份于1996年解密署期为1958年5月21日的美国国务院备忘录文件，在论及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这几个“苏联统治下的国家”时，明确指出当时美国对东欧共产党国家的政策如同“光谱”，“这些政策分为三类，明显各不相同”。文件做出如下说明：(1)在光谱的一端，是美国对南斯拉夫和波兰的政策。美国通过财政援助和其他方式，鼓励这两个国家不同程度独立于苏联统治。(2)在光谱的另一端，是美国对东德的政策。美国不承认东德是一个单独的国家，并同其没有关系，美国认为在东德有近35万苏军的情况下，东德是在苏联的军事统治之下。因此国家安全委员会政策设计委员会认为没有必要修订对东德的政策。(3)在这两端之间，就是美国对其它苏联卫星国的政策。美国方面认为这些国家虽不及波兰的程度，但存有机会并可以通过进一步的发展，向着独立于苏联的统治而演变[1]。备忘录中这一“光谱”的比喻，巧妙直观地概括出了当时美国对东欧共产党国家的政策差别，供参联会主席内森·特文宁(Nathan F.Twining)将军、国务卿约翰·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国防部长尼尔·麦克尔罗伊(Neil H.McElroy)和财政部长罗伯特·安德森(Robert B.Anderson)这些政府决策层人士参考。当然，这一“光谱”的比喻，也为后人认识那段历史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指引。这一“光谱”的呈现，是美国对东欧共产党国家政策的横向切面的现象，但从历史纵向来看，却是美国对东欧共产党国家政策长期分化演变所致。对于这一“光谱”，需从横向和纵向适时适度地结合认识。
    (一)美国对南斯拉夫和苏联卫星国的政策差别
    在这一光谱当中，最明显的是美国对南斯拉夫政策和苏联卫星国的政策差别。这一差别早在冷战初期阶段就已形成。1948年6月南斯拉夫同苏联分歧公开化之后，杜鲁门政府就开始高度关注南斯拉夫局势的变化。随着对苏南分歧认识的加深，美国政府对南斯拉夫的立场，从最初的谨慎观察，逐步转而寻求利用南斯拉夫在冷战中的战略意义，对抗苏联集团[2]。1949年初美国开始考虑对南斯拉夫放松贸易管制等措施以提供一定的经济援助[3]。同年秋，美国在假定苏联颠覆南斯拉夫政权前提下，开始考虑对南斯拉夫的军事援助问题[4]，南斯拉夫拒绝加入苏联集团，给美国带来了一定的战略优势。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政府将南斯拉夫纳入到全球军事战略考虑当中。按照美国方面的构想，如果凭借南斯拉夫的地理位置和30个师规模的陆军，西方国家可以维持在东地中海地区的地位，并加强在非洲和近东地区的总力量[5]。基于此，美国政府在1951年1月更新了对南斯拉夫的政策立场文件，进一步明确了援南抗苏的政策立场[6]。
    美国对南斯拉夫政策和苏联卫星国的政策差别，在1949年12月杜鲁门政府出台的NSC58/2号文件《美国对东欧苏联卫星国的政策》就已明确。杜鲁门政府将南斯拉夫排除在苏联集团以外，因为“尽管它(南斯拉夫)是一个共产党国家但当前它既不服从克林姆林宫，亦不是苏维埃体系整体的一部分”。杜鲁门政府认为，“南斯拉夫的本质和苏联帝国主义的本质”区别，是苏南分歧的主要原因。这一时期美国对苏联卫星国的政策立场，主要是考虑“能否做更多的事情来消灭或至少减少苏联在东欧卫星国的势力”。受南斯拉夫模式的启发，杜鲁门政府期待在东欧共产党国家中出现一种新型政权来消除苏联对卫星国的控制，而不是直接建立西方的民主政权。这是因为美国方面注意到，除捷克以外，东欧国家普遍没有民主传统。另一方面，美国不愿在东欧负担过多，也不希望去刺激苏联。杜鲁门政府希望首先能在东欧能出现分裂的共产党政权，以取代当时的斯大林主义政府，最终刺激东欧国家民族意识的觉醒，摆脱与苏联的不平等地位[7]。
    1953年艾森豪威尔政府执政后，一些新的国内外形势变化，影响美国调整了对苏联卫星国的政策。首先，随着斯大林逝世和苏联政坛的变幻，反斯大林主义这一主题的国际影响力逐渐淡化。其次，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出现重大调整。艾森豪威尔政府推行“新面貌”战略，力求在国家发展和冷战对抗中实现“大平衡”。美苏集团之间的力量对比，是新任政府继续关注的重点。在分离苏联卫星国前景不乐观的情况下，艾森豪威尔政府从资源配置的角度出发，将以干扰破坏为主，降低苏联集团威胁，作为美国对卫星国的政策方向[8]。其三，欧洲冷战的客观形势有所变化。随着苏联控制下苏联卫星国的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秋美国政府意识到东欧形势已相当严峻，美国失去了在东欧问题上的主动权。改变东欧状态不再是美国想怎么样的问题，而是有无可能的问题。面对在东欧问题上是“战”还是“和”两种方案的选择，艾森豪威尔政府尝试走出第三条道路，相信“在这两种极端方案之间还有广阔的空间，可以制定政策采取行动，用以限制乃至阻止苏联对卫星国的攫取”[9]。1953年底，艾森豪威尔政府出台了NSCl74号文件《美国对东欧的苏联卫星国的政策》。由此，美国政府不再强势谋求苏联卫星国政权性质的改变，转而以降低苏联卫星国作为战略资源对于苏联集团势力的价值为首要努力方向[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