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历史发展主要趋势
    经典的近代人文主义是西方近代早期漫长历史发展的产物，并建设性地参考了古典遗产。关于上文提到的人类学转向，这种西方文化和心智史的广泛发展可以被概括为“将人人类化”(humanising man)的过程。该种人文主义经历了很长的历史过程，出现过多种发展趋向。只有使用如“人类化”(humanisation)这样的历史类型，才能理解这个历史过程的意义。指出并列举发生在高度复杂关系中的基本前提和不同趋向，是可能的。
    在叙述近代西方文化史和心智史最为重要的具体趋势之前，我想指出人文主义的两个条件，一个是人类学的，另一个是普遍史的。
    人类学告诉我们，在每种人类生活形式中，人的状态都具有本体论的意义。人类与其他物种的区别在于他们有道德判断力。人类能够区分善与恶，因而他们具有超越生理和生物属性的道德品质。文化能力武装了人性。倘若不能理解他们的世界和自身，人类就不能生存。这种人的文化属性在各类生活形式中得到了广泛展现。
    从普遍史的角度来看，此种多样性包含了重要的人的概念变化。考察近代人性概念的出现历程，我们甚至能看到人类理解自身道路中的一种综合的跨文化的进展。最初，只有自己社会中的成员才是人，其他社会的成员不是。这个观念在所谓的轴心期发生了变化，当时世界上不同地域发生了“非凡的突破”(transcendental break through)。⑩在突破过程中，人类获得了普遍特征：自身社会之外的人同样被看成人类。
    说到非凡的神，人类的自我理解立足于三种基本意识，分别是自身、自身以外的世界和超人的神。按照这种对世界和上帝的双重优越或区别，人类被理解成非自然的、非种族的集合体。在此基础之上，欧洲产生了进一步的发展，可被描述为将人类人性化[教化](humanising humankind)的过程。神圣的优越性愈发进入到人的文化性中。所有超人的或者与人类交互作用的主体，如上帝或自然，都被偏见地看成具有人类学的意义。人类世界定位和自我理解的源泉是人自身。与此同时，自身以外的世界逐步被抽象为一种人类行动的客体，一种人类意识能力的纯物质。
    这个过程的认识之源有多种不同因素。但西方人文主义的一个主要动力，是不断参考古典遗产。在斯多葛哲学中，人类尊严、平等和天赋权利等基本术语已经出现了。基督教充当了矛盾的角色。一方面，因为其将人看成上帝的镜像，相信耶稣是上帝的人化，并逾越人类生活中所有种族和社会的藩篱，强调与上帝关系中的平等性与直接性，基督教有功于人类尊严的思想。另一方面，其原罪的教义又强调人性的堕落，将所有人类生活置于制度化的教会的教条性规制下。
    西方人文主义的第一个时代始于14世纪的意大利，随后传遍欧洲，此时心智活动深受反对教会苛严教条和经院主义思想之潮的影响。虽仍处在基督教世界观的框架中，但因回归古典遗产，包括古代的哲学、文学、艺术和法学，其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塑造成形。这种转变和思想模式造成了一种新型的知识分子，即“人文主义者”(最为典型的人物是鹿特丹的伊拉斯谟，1467-1536)。它创造的“希腊和拉丁文献研究”(humaniora)着力强调哲学，反映出了精英阶层的心智生活和人文主义教育的思想。
    从西方近代早期和近代史中将人类人性化的恢弘发展历程中，可以区分出六种不同趋向，分别为：世俗化、普遍化、自然化、理想化、历史化和个人化。(11)
    世俗化
    近代早期，文化定位的宗教模式愈发成了问题，并遭到人类世界自我生产观念的削弱。在其论人的尊严的著名演说中(1486/1487)(12)，皮科·德拉·米兰多拉(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1463-1494)指出，人类创造自我世界的潜能，虽日趋重要，但仍处在宗教框架中。造物主上帝对其造物说过：“不要受到任何藩篱的限制，你自己要按照自我意志决定你的本性，这是我给你们的力量。”(13)
    这种自我创造的能力可在自然科学知识的增长中看到，后来在人文科学中同样可以看到。知识缓慢地但却卓有成效地消解了对人类和世界的宗教式理解。这一点在16世纪初哥白尼式的转折(Kopernikanean Turn)中显而易见。此外，17世纪的宗教战争削弱了基督教的公信力，赋予了人类主体性。最终甚至出现了激进的无神论的唯物主义。宗教真理已经不如普遍的人文主义道德深入人心。文学作品中最好的例子是莱辛的戏剧《智者纳坦》(Nathan the Wise，1799)中指环的寓言。近代市民社会的生活形式是世俗化的一个主要成果，它对宗教宽容有严格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