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化
    个人化过程早在中世纪晚期就已经开始，个体意识到了他或她在与上帝关系之中的唯一性。宗教改革、天主教的抵制改革和虔敬派、启蒙运动中的虔诚趋势等运动，以其对文化实践变化的深远影响，强化了这一过程，从而导致人类主体性中的宗教张力日渐加剧，直至逾越进个人自主的境地。
    社会契约构成人类社会的观念是个人化的社会特征。在现代性出现之际，个人化发展出现代生活的三项原则，引导着带来市民社会和民主的革命性进程。他们分别是：(a)平等；(b)自由；(c)财产权。我们可以戏称为世俗市民社会的三位一体。
    与此同时，个人化也成为历史思维的指导思想。各类文化形式都认可人类的创造精神。每种生活方式都被看成是人类的独特展现。甚至每个个体也被看成如此。人类的统一性在文明的多样性中得以实现。这种思维模式的实践结果成了一切人的必备条件：他或她对自己的生活方式负责。
    个人化在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早期达到顶峰，此后经历了长期的衰落，在帝国主义的种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类似的非人性化潮流中达到极点。我愿意称之为反人文主义。尼采的后期著作是最为重要的哲学表述。20世纪西方的主流哲学家-列维纳斯除外(17)--多数是尼采的追随者，反对西方传统的人文主义，并向它泼脏水。(18)
    四、局限和自我批评
    与人文主义的衰落和消解过程相比，仅仅捡拾起这根下落之线并回到古典人文主义的做法，既显得天真，也根本不能令人信服。要想解决全球化进程带来的文化交流中的定位危机，除了更新人文主义的实质，我看不到有其他什么选择。尽管如此，在将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带入世界范围内进行跨文化的文化定位讨论之始，必须要批判地审视这种传统。然后才能看到什么是完美的东西，什么可在跨文化情形下有效，并能为未来的人文主义提供借鉴。
    我们无需创造批评，它早就存在。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已经提了出来。但这根本不是我设想的批评。在我看来，后现代的相对主义和后殖民的东方主义不能为文化定位提供任何普遍性的概念。普遍性的概念要能经受今日全球化的挑战。我建议采取如下一些步骤。我们应当保留上文所说的西方人文主义的主要成就，将之看成达成跨文化的普遍主义的努力尝试，文化差异性在其中并未消失，而是得到了确认，需要批判地检视这种普遍主义是否能、以及如何能应对今日文化交流的挑战。
    我个人在已形成的或经典的近代人文主义中看到了如下五个弱点：(a)对人类野蛮的系统性隐瞒；(b)与古典遗产的虚幻关系；(c)仍带有种族中心论的成分；(d)理性概念的局限；(e)与自然的关系很成问题。我将作进一步阐释。
    (a)经典的人文主义意识到每个人都可能变得残暴，去压制、征服、摧残他人和将他人作工具化与非人化对待。不过在其理想主义的人类学和历史理论中，残暴的潜能被掩盖了，并未得到系统的讨论。相反，其服膺者相信进步是人类生活条件人性化的长期历史过程。如赫尔德在其历史哲学中说：“历史过程显示，随着真正人性的增长，人类中破坏性的恶魔确实逐渐变少了。”(19)反人类罪行在大屠杀中的登峰造极给了20世纪一个历史信号，这种乐观主义是行不通的。只有能应对罪行挑战、且能深入检视大屠杀的人文主义，才可能为未来人类生活的定向所接受。(20)
    (b)经典的人文主义必须证明其对人性的理解具有现实性。这是通过建设性地借鉴古典遗产来完成的。18世纪晚期到20世纪早期的人文主义者认为，在特定的时刻--主要是古代希腊--人文主义生活形式已经实现了。(21)我们知道并没有实现，人文主义行得通的历史理性不过是一个大幻觉。
    (c)经典的人文主义普遍史观念，自诩不带西方优越性地看待历史过程中的文化差异。尽管在赫尔德等人的思想中，清晰可见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批评，但这种人文主义自身也处在历史过程中，不可避免地给西方文明特权。只要看看同一时期人类学对非洲人特性的描述，如康德的人类学，我们就能看到至今仍然起作用的种族中心主义的部分。
    (d)后殖民主义已经对西方的理性概念提出了激烈批评。它建构的统治性概念压制了人类不同思想指导下的其他所有生活形式。经典的人文主义使用理性概念，不过没有简单地复制近代理性概念内在治理世界的态度。相反，人文主义赋予了解释力，因而对人类生活形式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保持开放态势。问题是，理解力是否真正从统治意志下得到解放，是否足够为理性之外的人类生活形式打开了认识空间？
    (e)西方理性概念一个成问题的特点是其设想的人与自然关系。这就是无条件的统治，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今天已经很明显。西方人文主义并未完全肯定和合法化这种统治态度。然而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是相当暧昧的。事实证明，西方传统人文主义的含糊其辞不能发展出有益的人与自然关系思想。(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