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化
    有关人类生活形式的知识持续增长，导致出现了人类是什么的新观念。通过追溯各自不同的起源，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可得到解释。于是人类统一性的传统宗教概念让位于人类多源理论。但人类起源的一元说最终得以盛行。文明的多样性被按照生物统一性来加以系统化解释。18世纪有一个突出的例子，1747至1766年间，伦敦出版了65卷本的“普遍史”。
    另一种形式的普遍化与性别有关。在持续至今的漫长话语中，妇女是否属人类一直是可讨论的问题，(14)父权制度的不平等如今已被性别平等的观念战胜。
    就人类生活的根本性规则而言，人人做出贡献的基本法律表述了对人类的新理解。这些法律中，在自我民族和他者之间做出种族中心主义的区分的做法大部分已经得到限制。长远地看，政治统治的基础是源自人类文化性的普遍法律规则。这就意味着人类在自由意志的驱使和在理性的引导下，有创造自我世界的自然能力。将人的人性化的政治性表述在人权的发展中得以完成。其首次付诸实践是1776年的弗吉尼亚权利法案，1948年的联合国宣言则将之普遍化。
    自然化
    自近代早期伊始，人性被知识界视为矛盾体，因而不断需要在自然体和精神体之间做出辩证的调解。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人是一个有形的客体，可以被理性地加以分析，也可被技术性地加以统治和操控。另一方面，人也是分析的行为者、统治和操控的主宰者。笛卡尔通过区分出一种完全是思维存在的认知之物(res cogitans)和另一种纯粹物质存在的客观事物(res extensa)，阐述了这种鲜明的对照。
    自然化的一个具体特点是用科学模式思考人。专门化的学科中出现了这种状况。直到18世纪晚期，以科学模式处理人的问题严格限制在自然科学和人类思维的科学形式中。18世纪末，两种模式合成为一种生命科学的模式。人的精神被视为动力，在人类文化中而不是自然中有最高的显现。自18世纪末获得现代形式后，人文学科从生命科学的人类学和在历史变化中研究人类世界的自主模式中出现了。
    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之间的旧有鸿沟在19世纪再次敞开，至今在学术界仍旧很有市场。不过新学科如文化人类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和社会学等已经在努力弥合这种分歧。现在没有一种人类自我理解的综合模式，人的形象散落进了各不相同的知识领域。
    理想化
    将人理想化的基本过程是在与自然化的复杂互动关系中出现的。人的形象真正获得了精神特色。人使上帝镜像的传统宗教观念转换成了具有现世的神性。其特色是与灵性(spirituality)、理性(reason)、个性(personality)诸概念联系在一起。我们可以称之为世俗的神性化(divinisation)。早在15世纪，服膺新柏拉图主义的哲学家如库萨的尼古拉(Nikolaus Cusanus，1401-1464)和马尔西略·费奇诺(Marsilio Ficino，1433-1499)，他们把人看成“另一个上帝”(alter deus)，指出人性中具有神性成分。
    人不仅仅被看成是重新界定分析、情感表达和技术统治的客体，同时也被看成是行为者和主宰，是笛卡尔所说的“自然的主宰和所有者”。康德刻画了按照自我施加的规则行动的道德力，激进地表述了这种理想之人：人之为人，从道德上是实践理性的主体，高于一切价值。人本体(homo noumenon)不应仅仅作为他人实现目的的手段、或者是实现自我目的的手段来估价，而应被看作本身就是无价之目的。换言之，他具有现世的神性，要求世界上所有其他理性存在的尊重，以便度量与其他同类成员的区别，平等地看待自我。(16)
    在人类理解自身的科学式的理性中，也可以看到此类理想主义。早期人文科学启示式的结构就反应了这一点。赫尔德等人称人是创世纪的继承人，将人类世界作了如下解释：他具有人性的基本感官标准。
    历史化
    在现代化过程中，对人类世界的理解获得了一种非常具体的现世性模式，可称之为人类世界的历史化。人性被看成进化过程的结果，人类文化相应地经历了新的现世性诠释。在人类学看来，人天生具有不可改变的品质，追求失去公信力的超现实价值。不过，人类生活只有与特定历史语境以及在长期现世发展中的位置联系起来，才是可理解的。
    上文所提及的苏格兰启蒙运动朝着历史化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其消解了西方确立已久的将自然规律看成理解人类社会生活基石的观念，把人类世界理解成结构性和社会性的进化。人文科学以一种特定的现代历史思维方式，实现了人类文明的现世化理解。“历史主义”这个重要术语非常显著地表达了此含义。它的核心思想是人类世界的世俗性变化经历，其历史解释可用兰克的话来表述：“人类和文化的进步是无条件的，这一观念吸引了不同的民族和个人。”(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