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行下效，在阎锡山治下，山西大部分县政府将办教育当作了全县第一要务。山西省教育厅1933年编印了一份《教育部督学视察山西省教育报告》，其中提到几个县1932年的教育经费占当年各县行政总开支的比例，都在50%以上，最高的忻县达61%。山西义务教育还有一个突出特点是政府用于乡村小学的经费，远远多于用于城镇学校的经费。如1920、1921、1922、1924年村立学校经费，各占了全省义务教育总经费的83.6%、87.7%、89.1%、87.9%。到30年代，相似比例仍然得以继续保持。阎氏关注乡村建设的立场与理念，由此可见一斑。

民国时期的山西，经济并不发达，经费筹措自然至为不易。如何管理这些经费，使之全部用于教育，并取得最大的效益，也至关重要。对此，阎锡山的办法是将经费的使用权和监管责任具体到部门和个人，并在各县成立专门的“义务教育基金保管委员会”，以及完善的预算审核机制;此外，还推行财务公开，收支状况须按期在各校公示。防止浪费和贪污之外，阎氏更为关心经费花在哪些方面。山西原来教育基础建设很差，为此，阎氏要求：在保证教职员薪水的前提下，经费必须尽可能多地投入到改善办学条件和购买教学设备上，除教职员薪水以外的经费，不能全部用作办公费或杂费。正因为有这样一种经费使用的指导思想，20年代山西小学总资产的增幅，远远超过了义务教育经费的增加幅度。1925年8月，一批教育界人士在参观了山西国民师范附小的校舍后一致认为：“该校校舍均系特建，一切设备大都类似北师大附小布置。全校有18个教室，小学低年级教室均采用美国最新式样建筑，3面黑板一面采光，使学生在教室中多活动地步，并省目力也。全校有男女教员32人，职员2人，一切设备均极完备。”偏远之省的山西国民师范附小，在教学设施上能够媲美京城一流的北师大附小，自然得益于阎氏指导下的义务教育经费使用的偏向。

为了普及义务教育，阎锡山对师范教育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1919年，阎锡山创办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要为山西培养合格的“孩子王”。创校之初，学生达到1570人，一律免收学费。学生的制服、伙食、住宿、讲义等费用也都由学校提供。课本费学校补助一半，学习用具等学校补助三分之一。徐向前元帅即为该校第一期学生。阎锡山还自掏腰包办教育。他在其家乡山西忻州河边村创办的川至中学(设附小)，共7排140间瓦房，礼堂、会议室、生化研究室、标本陈列室、运动场等一应俱全。头4年不收学费，每年还给学生发一身校服、一双皮鞋(后改为帆布鞋)。这一切都是阎锡山自己掏的钱。

由于阎锡山的精心筹划和持之以恒的努力，山西的义务教育在民国时期创造了空前的奇迹。教育家陶行知曾前后三次前往山西深入考察其义务教育实施情况，并给予了高度评价：“自清朝以来，中央政府就一直打算实行义务教育，但只有到了1920年才由教育部制定出明确的在特定时间内各地实行义务教育的步骤……由于近年来政治动乱，上述计划几乎没能执行，唯独山西一省取得了异常引人注目的成绩……现在该省己有72%以上的学龄儿童入校就读。此外，还规定了25岁以下的成人文盲上成人业余补习学校，学习常用汉字、算术和公民常识。”(1924年，《民国十三年中国教育状况》)“中国除山西省外，均无义务教育可言”。

阎锡山治理山西三十几年，在他之后，政权更迭，山西的省府(省委)大员换过不知多少茬，但真正在三晋民众之中代代相传，留下口碑者，唯阎氏一人而已。原因何在?或许，我们从他对山西教育做出的重大贡献中可以找到答案。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