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变法往往是一剂猛药，而衰败的王朝如同病入膏肓的患者，如果操之过急，用药过猛，很可能加速其衰亡的过程;即使变法稍有成效，也不过延长统治周期而已，不可能扭转王朝更迭的周期律，不是挽救王朝命运的灵丹妙药，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而不宜夸大其作用。

(二)

长期以来，中国史学界有一个误区——以派画线，作“一刀切”的评判。比如，受讴歌变法的思维定势的影响，对历史上的反变法者多持否定态度，认为这些人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表人物，是阴险的小人等，而事实往往并非如此。

汉朝独尊儒术后，历朝实行文官政治，士大夫饱读经典，入仕做官，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尤其是反对变法的人，主要由御史言官、学者名流构成，地位可能较高，但大多没有政治、经济的实权，平素以俸禄为生，并非十分富裕。清高自傲的特点决定他们很难跟所谓的“利益集团”沆瀣一气，在历史上也找不到他们受“利益集团”指使或接受其资助的材料。

更不能认为反对变法者都是品德低下的小人。试想当变法派策动皇帝，掀起变法大潮的时候，如果随波逐流，既能使仕途顺风顺水，又可能浑水摸鱼，谋得私利，何苦一反常情，做这种得罪君主、同僚，影响自己政治前途和经济利益的举动呢?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他们能坚持自己的立场吗?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肯定，中国古代历朝的反变法人物的道德素养普遍高于变法派。比如在反对北宋王安石变法的人物中，有韩琦、富弼、司马光、文彦博、范纯仁、苏轼那样的学者、诗人、政治家，他们不仅学术水平高，而且道德修养好，备受打击仍不改初衷，是公认的君子类型的人物。司马光晚年掌权，尽废新法，但推动朝廷礼葬王安石，不抹杀其功绩。相反，变法派一朝得势，便党同伐异，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仅因为政见不同，王安石就对年轻的苏轼百般排斥，屡进谗言，由此看来，谁是君子，谁是小人，不昭然若揭了吗?

说到这里，读者可能会问，这些人是基于什么样的认识来反对变法，站到变法派的对立面上的呢?

其实，这主要应该是治国理念上的分歧。

据《宋史》记载，司马光首创了一个对变法派具有极大杀伤力的“理论武器”——祖宗之法不可变， 成为历代反变法者长期沿用的重要理念。今天看来，这可能是迂腐到极点的观点，因为“变”是万事万物的普遍规律，祖宗之法为什么不可变?但稍加分析，就可见这一观点不乏深刻、合理的一面。

每到王朝的中期，即使是保守派，也无法否认经济窘迫、社会危机、国力衰弱的事实，但他们往往会提出这样的质问：此时经济形势再恶化，也强于王朝初期的一穷二白，同样一部法，为什么祖宗的时候能维持国家的持续发展，现在就难以为继了呢?换言之，是法坏了，还是人坏了呢?如果是人坏了，歪嘴和尚念歪经，换成什么样的法能解决问题呢?如果是人坏了，不去“治人”，反而去“治法”，岂不是舍本逐末?

中国古代讲究敬天法祖，祖宗是个神圣的观念，哪位子孙敢自认为比祖宗还伟大?汉朝有一个“萧规曹随”的典故，说的是惠帝的时候，曹参任丞相却不积极工作，整天饮酒作乐的故事。惠帝心中当然不满，找人提醒曹参。曹参进宫质问惠帝：“陛下掂量掂量，您才干比得上汉高祖吗?”惠帝不假思索地说：“我哪里比得上先帝!”曹参又说：“陛下看我跟萧何丞相比起来谁更高明呢?”惠帝说：“你好像比不上萧何。”曹参说：“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 换言之咱君臣俩你比不上刘邦，我比不上萧何，还折腾什么?你无为而治，我恪尽职守，不就行了吗!惠帝豁然开朗，就不怪罪曹参了。众所周知，在汉朝的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文景之治，而“萧规曹随”跟文景之治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多事，不生事，不扰民，兢兢业业地贯彻好已经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祖宗之法，难道没有合理性吗?

中国古代历朝反变法的理由还在于“与民争利”。这关系到对国家职能的认识，治国不是经商，不能以盈利为目的，任何一个政府，都要把维护社会秩序和基本的价值观、追求社会和谐放在首位。君主高高在上，应该让利于民，藏富于民，绝不能与民争利，所以，这是颇有杀伤力的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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