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变法往往是一剂猛药,而衰败的王朝如同病入膏肓的患者,如果操之过急,用药过猛,很可能加速其衰亡的过程;即使变法稍有成效,也不过延长统治周期而已,不可能扭转王朝更迭的周期律,不是挽救王朝命运的灵丹妙药,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而不宜夸大其作用。 (二) 长期以来,中国史学界有一个误区——以派画线,作“一刀切”的评判。比如,受讴歌变法的思维定势的影响,对历史上的反变法者多持否定态度,认为这些人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表人物,是阴险的小人等,而事实往往并非如此。 汉朝独尊儒术后,历朝实行文官政治,士大夫饱读经典,入仕做官,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尤其是反对变法的人,主要由御史言官、学者名流构成,地位可能较高,但大多没有政治、经济的实权,平素以俸禄为生,并非十分富裕。清高自傲的特点决定他们很难跟所谓的“利益集团”沆瀣一气,在历史上也找不到他们受“利益集团”指使或接受其资助的材料。 更不能认为反对变法者都是品德低下的小人。试想当变法派策动皇帝,掀起变法大潮的时候,如果随波逐流,既能使仕途顺风顺水,又可能浑水摸鱼,谋得私利,何苦一反常情,做这种得罪君主、同僚,影响自己政治前途和经济利益的举动呢?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他们能坚持自己的立场吗?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肯定,中国古代历朝的反变法人物的道德素养普遍高于变法派。比如在反对北宋王安石变法的人物中,有韩琦、富弼、司马光、文彦博、范纯仁、苏轼那样的学者、诗人、政治家,他们不仅学术水平高,而且道德修养好,备受打击仍不改初衷,是公认的君子类型的人物。司马光晚年掌权,尽废新法,但推动朝廷礼葬王安石,不抹杀其功绩。相反,变法派一朝得势,便党同伐异,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仅因为政见不同,王安石就对年轻的苏轼百般排斥,屡进谗言,由此看来,谁是君子,谁是小人,不昭然若揭了吗? 说到这里,读者可能会问,这些人是基于什么样的认识来反对变法,站到变法派的对立面上的呢? 其实,这主要应该是治国理念上的分歧。 据《宋史》记载,司马光首创了一个对变法派具有极大杀伤力的“理论武器”——祖宗之法不可变, 成为历代反变法者长期沿用的重要理念。今天看来,这可能是迂腐到极点的观点,因为“变”是万事万物的普遍规律,祖宗之法为什么不可变?但稍加分析,就可见这一观点不乏深刻、合理的一面。 每到王朝的中期,即使是保守派,也无法否认经济窘迫、社会危机、国力衰弱的事实,但他们往往会提出这样的质问:此时经济形势再恶化,也强于王朝初期的一穷二白,同样一部法,为什么祖宗的时候能维持国家的持续发展,现在就难以为继了呢?换言之,是法坏了,还是人坏了呢?如果是人坏了,歪嘴和尚念歪经,换成什么样的法能解决问题呢?如果是人坏了,不去“治人”,反而去“治法”,岂不是舍本逐末? 中国古代讲究敬天法祖,祖宗是个神圣的观念,哪位子孙敢自认为比祖宗还伟大?汉朝有一个“萧规曹随”的典故,说的是惠帝的时候,曹参任丞相却不积极工作,整天饮酒作乐的故事。惠帝心中当然不满,找人提醒曹参。曹参进宫质问惠帝:“陛下掂量掂量,您才干比得上汉高祖吗?”惠帝不假思索地说:“我哪里比得上先帝!”曹参又说:“陛下看我跟萧何丞相比起来谁更高明呢?”惠帝说:“你好像比不上萧何。”曹参说:“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 换言之咱君臣俩你比不上刘邦,我比不上萧何,还折腾什么?你无为而治,我恪尽职守,不就行了吗!惠帝豁然开朗,就不怪罪曹参了。众所周知,在汉朝的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文景之治,而“萧规曹随”跟文景之治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多事,不生事,不扰民,兢兢业业地贯彻好已经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祖宗之法,难道没有合理性吗? 中国古代历朝反变法的理由还在于“与民争利”。这关系到对国家职能的认识,治国不是经商,不能以盈利为目的,任何一个政府,都要把维护社会秩序和基本的价值观、追求社会和谐放在首位。君主高高在上,应该让利于民,藏富于民,绝不能与民争利,所以,这是颇有杀伤力的指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