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宋变法中，王安石受到了“与民争利”的指责，他为自己辩解，强调并未提高赋税标准，也没新设税种，怎么说是与民争利呢?司马光反唇相讥：天下的财富是固定的，不在民间，就在公家，想让国家富裕又不取之于民，你从哪里取?司马光进而指出，这种观点本来是当年桑弘羊欺骗汉武帝的把戏，如果没有盘剥百姓，怎么会群盗满山，难道不是被逼上梁山的吗? 事实也是这样，全国的财富总量是一定的，国家掌握的财富多了，老百姓占的份额自然就小了，等到百姓无以为生，自然要造朝廷的反。

表面上看，王安石变法似乎没有加赋，但他为了增加国家收入而推行的均输法、市易法、青苗法、保马法等措施触犯了老百姓的利益。他把赚钱的商业、金融业的某些领域由国家垄断起来，成为国家的专利;而把不赚钱的某些“国营经济”改制为民营，把亏损转移到民间。这样一来，国家只赚不赔，而百姓则亏损自负，这不是与民争利是什么?

其实，王安石并没有兑现不加税的承诺，比如他推行的“募役法”，就是一种变相加税的办法。众所周知，政府中除了官员以外，自然少不了一些从事杂务的衙役，这些人本来由当地百姓轮流充当，由于流动性大，自然责任心不强，业务也不精通。王安石推行“募役法”，不再要求百姓轮流为政府服役，而是按户交钱，供国家招募衙役。表面上看，似乎公平合理，衙役的职业化也有助于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但百姓缴纳的“免役钱”普遍高于政府雇佣衙役的开支，结余部分就充实了国家财政，这不是变相加税是什么?总之，王安石变法确实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但并没有减轻普通百姓的负担，反而加重了百姓的负担，这是史学界的共识。

自古以来，老成的政治家重视法制的稳定性、连续性，因而对变法持谨慎态度。当年商鞅变法，反对者就提出了“利不百，不变法”的观点。 意思是如果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要改变原来的法度。司马光也说过：“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则不更造;大坏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则不成。” 在他们看来，变法是不得已的事儿，难免会导致一定程度的混乱和百姓的无所适从，如果没有较大的利益和充分的把握，就不要冒这个风险，这无疑是有价值的看法。

中国历史上反变法的理由还有贪赃枉法、结党营私等。确实，历朝的变法者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腐败现象，而且难以根除，变法成了某些人鱼肉百姓、中饱私囊的遮羞布，这也是变法多不成功的重要原因。而结党问题更为严重，像王安石、张居正等变法的领导者任人唯亲，党同伐异，不留余地;很多官员投身变法，只是借用这条捷径来实现飞黄腾达的目的，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投机，以致朝秦暮楚，内讧和分裂不断，在这无休止的纷争中，王朝走向没落，而王安石、张居正等人富国强兵的初衷最终并未实现。

前面说过，即使是保守派，也不否认当时国家经济窘迫、社会危机的现实，他们反对变法，并不意味他们坐视危机的恶化而袖手旁观。一般来说，历朝的保守派普遍认为，挽救危机的办法在于皇帝要以身作则，艰苦朴素，扭转官场风气，还要把好用人关，任用君子、贤人，并且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提高官员以及全体社会成员的道德素养。针对国家的经济危机，保守派的共同主张是厉行节俭，少花钱，把开支降下来。这样一来，整个国家君臣一心，政通人和，自然就远离了内忧外患，即使穷点儿，也是个和谐的社会。从理论上讲，这些建议是有价值的，但在实践中，又不免显得迂腐。由此也折射出变法与保守的两难，归根到底，这仍是受制于王朝盛衰的周期律的结果，换言之，当一个王朝衰败的命运已经铸成后，往往非人力所能改变。

(三)

在中国历史上，清朝是一个历时二百六十七年的大王朝，其中期明显，问题突出。然而，跟唐、宋、明不同，清朝没搞大规模的中期变法，而是持之以恒地做了“微调”，但效果却相对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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