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仔细考究过宋代君主所受到的种种约束，其完备性可谓为历代所不及，既有其他王朝共有的，也有其他王朝所无的。两宋三百余年，从未诞生过一个独裁的君主，倒是著名的权相出现了一大串，我们可以列出一个长名单：丁谓、王安石、蔡京、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等等。宋代可能没有很好地解决权相专政的问题，但君权则是受到了有效限制。

那么现在就来分析对宋代君权构成约束的各种力量。

一、天

首先让我们从古代帝王心目中最不可亵渎的神秘力量——“天”说起。

在秦始皇建立帝制之后，皇帝是至高无上的，汉代时董仲舒提出“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才在皇权之上设置了一个更高位阶的“天道”，将“绝对皇权”改造成“相对皇权”。现在受过理性启蒙的人们似乎难以想象古人对于“天”的敬畏了，但在秦后各个王朝，天命、天道确实对人间的君权产生了约束。古代的君主相信上天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他，并通过灾异向失德的统治者提出警告。宋真宗咸平六年(1003年)，“有星孛于井鬼，大如杯，色青白，光芒四尺余”，这一反常的天象让真宗诚惶诚恐，对宰相说，“朕德薄，致此谪见，大惧灾及吾民。密迩诞辰，宜罢称觞之会，以答天谴。”连生日也不敢过了。

而熙宁年间，王安石为说服宋神宗压制异论，厉行新法，则放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其实就是蛊惑皇帝摆脱天、祖宗成法与舆论的三重束缚。这是一种很危险的做法，因为结果很可能导致皇权专制主义的生成。也因此，当宰相富弼听闻王安石向神宗说“灾异皆天数，非关人事得失”的时候，就坐不住了：“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此必奸人欲进邪说以摇上心，使辅弼谏争之臣无所施其力，是治乱之机，不可以不速救。”

后来神宗暂罢新法，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对“天命”的敬畏。据《宋史》载，“自熙宁六年七月不雨，至于七年之三月，人无生意。东北流民，每风沙霾曀，扶携塞道，羸瘠愁苦，身无完衣。”有一个叫做郑侠的小吏，不忍看流民流离失所，绘成《流民图》，上书宋神宗，请求罢去新法，“如陛下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神宗“反复观图，长吁数四，袖以入。是夕，寝不能寐”。翌日，诏令“青苗、免役权息追呼，方田、保甲并罢，凡十有八事。民间欢叫相贺”;“越三日，大雨，远近沾洽”。

君主敬天，所以不敢一意孤行。“天”作为节制人间君权的神秘力量，在宋代政治运行过程中的作用显然是不可忽视的。

二、誓约

另一道对宋朝君主的束缚来自“誓约”，这也是宋代特有的皇权约束机制。“誓约”为开国之君宋太祖所立，这一典故在南宋笔记《避暑漫抄》中记录得比较详细：“艺祖(宋太祖)受命之三年，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用销金黄幔蔽之，门钥封闭甚严。因敕有司，自后时享及新天子即位，谒庙礼毕，奏请恭读誓词。独一小黄门不识字者从，余皆远立。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诵讫，复再拜出。群臣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后列圣相承，皆踵故事。靖康之变，门皆洞开，人得纵观。碑高七八尺，阔四尺余，誓词三行，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也有人怀疑“誓碑”之事为宋人捏造，毕竟那块石碑谁也没有见过。不过证之其他史料，我们还是可以判断，即使“誓碑”存疑，但“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誓约”应该是存在无疑的。最有力的证据来自宋臣曹勋的自述。靖康末年，徽宗、钦宗两帝被金人所掳，曹勋随徽宗北迁，受徽宗嘱托国事。不久曹勋逃归南方，向高宗进了一道札子，里面就提到：“(太上皇)又语臣曰：归可奏上，艺祖有约，藏于太庙，誓不诛大臣、言官，违者不祥。故七祖相袭，未尝辄易。”《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也记载：徽宗“又言艺祖有誓约藏之太庙，誓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

还有人认为，即便真有“誓约”，也意义不大，不过是一份秘密的遗诏而已。“誓约”确是太祖遗诏，但更准确地说，这其实是宋皇室与上天之间的立约，赵宋的君主如果违背“誓约”，则“天必殛之”。在天受到人间敬畏的时代，这样的“誓约”具有比一般的遗诏更大的约束力。事实上，两宋三百多年，除了一二特例，大体上也做到了“不杀大臣及言事官”，宋神宗想斩杀某漕官，却受宰相蔡確抵制，结果这个皇帝只好发了一句牢骚：“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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