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条贯

“誓约”只是宋朝的特别约法，此外还有一系列日常制度与程序要求君主遵循，在宋代，这叫做“条贯”。开国之初，宋太祖便已意识到“条贯”乃是预防后世君主肆意妄为的“妙法”。据宋人马永卿的《元城语录》记载，“太祖即位，尝令后苑作造熏笼。数日不至，太祖责怒。左右对‘以事下尚书省、尚书省下本部、本部下本曹、本曹下本局，覆奏，又得旨，复依，方下制造，乃进御。以经历诸处，行遣至速须数日’。太祖怒曰：‘谁做这般条贯来约束我?’左右曰：‘可问宰相。’上曰：‘呼赵学究来!’赵相既至。上曰：‘我在民间时，用数十钱可买一熏笼;今为天子，乃数日不得。何也?’普曰：‘此是自来条贯，盖不为陛下设，乃为陛下子孙设，使后代子孙若非理制造奢侈之物、破坏钱物，以经诸处行遣，须有台谏理会。此条贯深意也。’太祖大喜，曰：‘此条贯极妙!若无熏笼是甚小事也。”

按照宋代的“条贯”，内廷要一个“熏笼”(点燃熏料驱赶蚊虫的器物)，需经过非常繁复的程序，层层审批，走完这些程序，最快也得几个工作日。其间如果台谏觉得不妥，还可以驳退回去。宋太祖草莽出身，对这样的“条贯”开始时很不耐烦，也想不通：“我在民间时，用数十钱可买一熏笼;今为天子，乃数日不得。何也?”但经过宰相赵普的解释，太祖就明白过来了，庙堂不比民间，民间可以用数十钱买一熏笼，皇室的用度取之民脂民膏，当然需有“条贯”约束，否则后世君主挥霍无度，岂不后患无穷?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条贯”，高宗的妃子才会说“宫禁中，妃子、宫女用的胭脂、皂荚多了，宰相都要过问，哪里敢用檀香做椅子?”

“条贯”，换成今天的说法，即法条、法律。历朝立法，至宋代时最为完备，用南宋学者陈亮的话来说，“汉，任人者也;唐，人法并行也;本朝，任法者也。”与陈亮同时代的叶适也说：“今内外上下，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先有法以待之。极一世之人志虑之所周浃，忽得一智，自以为甚奇，而法固已备之矣，是法之密也。”

而且，宋代也是一个强调天子亦必须服从于法的朝代，君臣之间有所谓“法者，天子与天下共也”的共识，假如天子徇私枉法、偏袒私臣，就会受到士大夫集团的激烈反对，他们会搬出“天子与天下共守法”的法理来跟皇上争辩：“天下之法，当与天下共之，有司守之以死。虽天子不得而私也，而后天下之大公立。”可见，至少在理论上，宋代的皇权绝不是至高无上的，在它的上面，还有天，还有法，皇权也受法约束。

四、道理

对宋代皇权构成限制的还有“道理”。其渊源还是来自宋太祖。《皇宋中兴两朝圣政》记载，南宋乾道五年(1169年)三月，明州州学教授郑耕道进对，向宋孝宗说起了一个典故：“太祖皇帝尝问赵普曰：‘天下何物最大?’对曰：‘道理最大。’太祖皇帝屡称善。夫知‘道理为大’，则必不以私意而失公中。”孝宗听后说：“固不当任私意。”

开国皇帝认同“道理最大”，意味着同时承认权力不是最大、皇权不是最大，皇帝的话并不是“一句顶一万句”、“永远正确”的，也不是不可违背的。正因为君臣间达成了“道理最大”的共识，所以宋臣不认为臣要绝对服从于君：“君虽得以令臣，而不可违于理而妄作;臣虽所以共君，而不可贰于道而曲从”。也正因为“天下惟道理最大”，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形：“以万乘之尊而屈于匹夫一言，以四海之富而不得以私于其亲与故者”。

那么“道理”由谁来评判与阐释?首先我们必须明确的一点就是，当然并非由君主自己来阐释。确切地说，“道理”并不是掌握在哪一个人手里，而是蕴含在人心、天理(自然法)与世代相承的传统中，并由受过良好教育的士大夫群体发现、阐述出来;或者通过“公议”彰显出来，用南宋理学家真德秀告诉宋宁宗的话来说，“臣闻天下有不可泯没之理，根本于人心、万世犹一日者，公议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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