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祖宗法

“誓约”、“条贯”、“道理”三者的权威，均为开国皇帝太祖所确立，因而它们也构成了宋代“祖宗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宋朝的祖宗法不仅仅是“誓约”、“条贯”与“道理”，所以有必要将它单列出来。

宋代可以说是最重“祖宗家法”的一个朝代，每有新君即位，几乎都要强调一遍对“成规”的忠诚，如真宗即皇帝位，下诏说：“先朝庶政，尽有成规，务在遵行，不敢失坠。”仁宗即位诏说：“夙侍圣颜，备承宝训，凡百机务，尽有成规，谨当奉行，不敢失坠。”英宗即位诏说，“夙奉圣颜，备闻圣训，在于庶政，悉有成规，惟谨奉行，罔敢废失。”故而，我们有必要再将“祖宗法”单列出来——毫无疑问，“祖宗法”对在位君主构成了有力的束缚。宋真宗想给他“深所倚信”的内臣刘承规讨个节度使的名衔，宰相王旦便是以“陛下所守者祖宗典故，典故所无，不可听也”为由，断然拒绝了真宗的要求的。

需要指出的是，所谓“祖宗之法”，未必都是前任皇帝本人的意思，而是一个包含了一系列习惯法、惯例、故典，并且经儒家治理理想塑造过的制度体系，因为以“祖宗”的名义保存下来，其权威大于现任君主的权力，当现任君主做出不符合儒家理想的行为时，士大夫集团就会搬出“祖宗法”，令君主不得不作出让步。王安石鼓吹“祖宗不足法”，其危险性就在于他试图解开套在皇帝头上的“紧箍儿”。

六、史官

顾炎武《日知录》说：“古之人君，左史记事，右史记言，所以防过失，而示后王。记注之职，其来尚矣。”这一古老的“史官”传统与“起居注”制度，也是君主不敢不敬畏的力量。皇帝的一言一行、做的任何事情，都会被起居注官记录在案，而且起居注官怎么记，皇帝是管不着的。吕公著曾告诫宋神宗：“人君一言一动，史官必书。若身有失德，不惟民受其害，载之史策，将为万代讥笑!故当夙兴夜寐，以自修为念。以义制事，以礼制心，虽小善不可不行，在小恶不可不去。”因此，如果君主在乎身后的历史声名，行事就不能不有所顾忌。据明代笔记《读书镜》，“宋太祖一日罢朝，俯首不言者。久之。内侍王继恩问其故，上曰：‘早来前殿指挥一事，偶有误失，史官必书之，我所以不乐也。’”

当然，要让君主对历史心存敬畏，史官的独立性非常重要。在宋朝，保持史官的独立性是士大夫的一项共识。北宋人刘无言在太学读书时，阅读《史记》，看到书中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句，便跟同窗夸口说：“明日考试，我必用此句。”第二天太学考试，出的策论题是“论《神宗实录》”，与军事毫无半点关系。但这难不倒刘无言，他答道：“秉笔权，犹将也，虽君命有所不受。”结果他的策论获得第一名的评分。这里值得注意的不是刘无言的急智，而是宋人关于历史书写的认识：史官具有独立的“秉笔权”，不受君命所左右。

按照宋代史官的传统与惯例，君主与大臣议事的任何场合，都需要有史官在场。这跟现代政治中的电视直播有着类似的功能，都是政治透明度的体现，只不过一个是即时公开，一个是留给历史与后人。宋哲宗时，“大臣上殿，有乞屏左右及史官者”，即这个大臣想跟皇帝秘密商议事情，要摒退左右与史官。但起居舍人吕陶坚决抵制，他说，“君臣议事，屏左右已不可，况史官乎?大臣奏事而史官不得闻，是所言私也。”哲宗最后只好下诏，确立了今后议事时史官必须与闻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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