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坠落与天津崛起

说到民国时期的金融中心，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是“南上海”“北天津”。其实，上世纪二十年代北洋政府时期，上海和北京才是一南一北的两个全国性金融中心。只是到了蒋介石建都南京后，国民政府以南京为政治中心、上海为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上海才变得一枝独秀，天津作为北方金融中心的地位则更加凸显。

从都城到边塞：首都南迁后的北平

北京金融中心的溢彩流光，在不断响起的枪炮声中渐渐消失，在政权轮替和首都迁移中改变了模样。

1926年3月18日，一起震惊中外的惨案在首都北京发生。这一天，段祺瑞执政府的军警野蛮镇压请愿队伍，当场射杀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学生刘和珍等47人、伤200多人，成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鲁迅语)。

当北京进入“知识阶级恐怖时代”(周作人语)之时，南方革命的烈焰开始燃起。这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北伐，揭开了以数万兵力横扫拥兵数十万之众的北洋军阀的序幕。

民国北京景象

“南军北伐”日渐成为北京知识界关注的焦点。此时，北洋政府在京城的管制和对“赤化”的打击愈加严厉。一向舆论环境相对宽松、对文人学者“敬而言之”的北洋政府，不断收紧政策。往南方去、尤其是到上海去，成了许多北京知识分子的现实选择。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中国政治重心南移，知识分子逐渐向上海汇聚。

多年以后，作家施蛰存忆及1927年(时年22岁)的情景时写道：“??一九二七年下半年至一九二八年上半年，北平、天津的革命青年纷纷南下。许钦文、王鲁彦、魏金枝、冯雪峰、丁玲、胡也频、姚蓬子、沈从文，都是这一段时期中先后来到上海。”

知识分子群体的南下，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多半陆续北返。众多高校精英的支撑、文艺知识界的强大存在，北京依然是个不可撼动的文化之城。但是，北京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则随着一个政权的崩塌而失去了。

1928年6月，北伐军占领北京、天津，北洋政权覆灭。南京国民政府改北京为北平，北平、天津改为直属于国民政府的特别市(此后平、津在民国时期均担任过一段时间的河北省省会)。对北京而言，这无疑是个历史性的改变。

北京开始以“沉睡中的故都”面貌出现。北平成为“边城”，由首都一变而为边塞。边城的寂寞，一如北平“前线诗人”林庚在诗中所表达：“海上的波水能流去恨吗/边城的荒野留下少年的笛声/河畔的小草看着花长落/年轻的事到中年才明白”。

周作人在一篇写于1930年代中期的文章中，称自己喜爱“边塞”北平：“归根结蒂在现今说来还是北平与我最有关系，从前我曾自称京兆人，盖非无故也，不过这已是十年前的事了，现在不但不是国都，而且还变了边塞，但是我们也能爱边塞，所以对于北京仍是喜欢。”

不过，对于生活在快节奏中的上海人来说，则会是另一种感受。正如在北京读过中学和大学的上海籍小说家徐訏在1934年所描述：“如果在资本主义社会过惯了，或者你有了正确意识、明显的立场，那对于北平的悠闲缓慢就会觉得可憎。”

民国银行老照片

银行总部南移

当首都北京变身为“边城”北平时，金融格局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

1928年11月1日，是北京金融业彻底衰落的标志性日子。这一天，中国最大的两家银行——中国银行(下称中行)和交通银行(下称交行)总管理处由北平移到上海。

事实上，早在北伐大军开出广东之前，京津银行家便在密切注视着政局的变化。蒋介石的挚友、结拜兄弟张群和黄郛与北方的银行家们谙熟，与中国银行的张嘉璈、盐业银行的吴鼎昌、金城银行的周作民等，均为莫逆之交。而这些银行在上海、广州、武汉、南昌等地的分支机构，成为就近观察前沿地带政治军事动向，以及与国民革命军相联系的据点。

以中行为例，早在国民革命军北伐开始前，中行高层即断定，南北政局将发生重大变化，总裁、副总裁须分驻京沪，就近处理行务。1926年6月，中行副总裁张嘉璈移驻上海办公。在随后的北伐军行进过程中，中行对北伐队伍多有援助。

张家璈等身居北京的银行家在国民革命军北伐开始前和行进时南下，中行、交行等银行总部则在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后南移。

1928年11月1日，中行新的董事会成立，张嘉璈为总经理，中行总管理处正式由北平移至上海。同一天，交行新的董事会成立，原交行上海分行经理胡祖同出任总经理，交行总管理处正式由北平移至上海。

在中行、交行两大国家银行离开北平前后，其他一些银行总部也纷纷迁离北平或停止营业：

1928年8月，盐业银行总行呈准迁往天津(1934年迁往上海)，原址改为北平分行;

1929年4月，总行设于北京(1920年开业)的中美合资银行——中华懋业银行停业;11月，总行设于北京(1918年开业)的中日合办银行——中华汇业银行停业;

1929年，中国农工银行由北平迁往天津(1931年迁往上海);

1931年，新华商业银行由北平迁往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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