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派与海派之争的背后

北洋时期，中央金融政策的制定在北京，国家银行的总部在北京，中行和交行遍及全国的金融网络，使北京比上海具有更大的辐射力和影响力。无怪乎有学者称当时的全国金融中心就是京津，上海影响全国的能力并不足够，严格说来只是区域性的金融中心。

如今，北平与上海的金融对比，已经判若云泥。发达的金融工商业，改变着上海的城市气质。文化古城北平与现代都市上海，在城市性格上显示出更大差异。三十年代的京派与海派之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两个城市性格的投影。

1933年10月18日，身居北平的沈从文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文学者的态度》一文，目标对准上海的作家。“"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便成立了吾人今日对于海派这个名词的概念。这类人在上海寄生于书店、报馆、官办的杂志，虽附庸风雅，实际上却与平庸为缘。”

早在1931年，沈从文就在《论中国创作小说》中透露过对文学精神堕落的忧虑，对海派文学或文学商业化提出批评：“从民国十六年(1927)，中国新文学由北平转到上海以后，一个不可避免的变迁，是在出版业中，为新出版物起了一种商业化竞卖。”

一个多月后的12月1日，上海的苏汶(即杜衡)在《现代》杂志上发表《文人在上海》一文予以反驳。苏汶讥讽北平的教授兼作家是肚饱者不知肚饿者的恐慌：“文人在上海，上海社会的支持生活的困难，自然不得不影响到文人，于是在上海的文人，也像其他各种人一样，要钱。再一层，在上海的文人不容易找副业(也许应该说"正业")、不但教授没份，甚至再起码的事情都不容易找，于是在上海的文人更迫的要钱。这结果自然是多产，迅速的著书，一完稿便急于送出，没有闲暇在抽斗里横一遍竖一遍的修改。这种不幸的情形诚然是有，但我不觉得这是可耻的事情。”

活跃在京津一带的“京派”作家与主要体现都市文化和商业色彩的“海派”作家，由此展开了京派与海派之争。

上海与北平的文化人之各不相同，正如上海学者许纪霖所说：民国时期，北京知识分子的核心是学者专家、大学教授，而上海文化精英的主流是出版商、报业大王、记者、编辑、民间教育家以及自由撰稿人。上海知识分子与城市的关系，由于都是在都市的资本主义市场关系之中生存和发展，与这个城市有着无法割舍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血脉的关联，都深刻地镶嵌到城市社会之中。

短暂辉煌：战争魔鬼的摧毁

就在上海作为全国金融中心、乃至远东金融中心而蒸蒸日上之时，战争的魔鬼开始改变中国、改变上海的命运。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让上海的金融业变得面目全非。

抗战爆发后，1937年8月，国民政府实施《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全国金融步入战时统制体系。为加强国家行局联系和协调、集聚金融力量应付危局而成立的中、中、交、农四行联合办事处(四联总处)，因战事一路西迁，1938年初迁至重庆。经改组，四联总处成为战时中枢决策机构，西南地区成为其业务中心。

1937年8月日军侵入上海之后，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停业。战时，一些总部位于上海的中资保险公司转移到重庆，重庆成为保险业中心。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地区，成为战时中国金融机构的主要集中地。虽然战后银行和保险业中心重新回到上海，上海依然是证券交易市场的中心，但尚未重建金融辉煌，国共两党之间的战火又蔓延开来。

上海演绎的金融神话延续不到10年(1927-1937年)，便开始了另一种命运，直至上海金融高地的彻底沉陷。(作者为新华社记者、历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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