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办理洋务的重镇，天津是较早向现代转型的城市。1870年11月，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驻守天津。在津期间，李鸿章积极筹划洋务事宜。袁世凯继任后，着力推进天津的近代化建设，进一步巩固了天津在北方的经济地位。

1903年，袁世凯上奏请准官商合办银行，总行设在天津的首家银行——志成银行开业。襄助袁世凯办理北洋实业的企业家周学熙，则于1919年在天津创办了中国实业银行;另一襄助袁世凯办理洋务的企业家孙多森，1916年则在天津创办了中孚银行。

到1920年代后期，天津逐渐建立起一批中、外资银行。其中，英法租界中街(今解放北路)素有“银行街”之称。洋行、保险公司、轮船公司、工厂、仓库等，也均跻身于此。街道两侧，一些气派的银行大楼陆续建成，像美国花旗银行大楼(1921年)、英国汇丰银行大楼(1924年)、麦加利银行大楼(1925年)、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大楼(1926年)。时至今天，它们依然是天津市的一道风景。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北京金融业衰落，天津虽然同样受到影响，一些银行总部迁往上海，但凭借辽阔的经济腹地，依据贸易、海港优势，天津继续成为北方金融中心。除一些金融机构的总部设于此外，一些银行的天津分行为北方总部也设立于此。同时，出现一批像卞白眉、资耀华那样深耕于此的著名银行家。

京津：顺流，逆流

上世纪三十年代北京黯然失色时，天津领北方金融中心之风骚。多年以后，当这两大城市金融地位再次反转，并为发展各自金融业、争当北方金融龙头地位而明争暗战时，鉴于这一时期北京跌落天津依旧繁华的历史事实，有专家提出，为什么每当北京发达时天津就不发达，天津发达时北京就不发达?一些人认为，天津始终笼罩在首都北京的阴影之下。

京津究竟该怎样相处?放眼历史，从天津卫的起源，到天津成为离首都最近的通商口岸，到成为北方的洋务中心，北方工商贸易中心、北方综合经济实力最强的城市，以及成为首都北京的后花园，均显示出京津之间一体的关系，发展理路并非以同质竞争为相处之道。

毋庸讳言，目前京津之间在经济金融发展中处处“暗战”，相互争雄，甚至互不对付。其实，如果两个城市相互合作、互相配合，天津临近首都的优势得以发挥，不仅可以成为北方的经济中心，成为全国性的经济中心同样可能。

不过，相较于北京金融业来说，天津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短暂辉煌，是因为国民政府将首都定在南京，从而使天津在工商金融方面全面超越北京。一旦首都回到北京，天津要想在金融业方面超越北京，几无可能。除非像南京政府那样，政治中心和金融中心分置，将后者放在天津——而这同样几无可能。比较现实的是，天津在崛起为北方经济中心的同时，作为区域性金融中心，与作为全国性金融中心的北京一道，相互配合、互相合作，协同发展，继珠三角和长三角之后，共同撑起中国经济的第三极。

将视线转向南方，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这次大变局中，金融城市的真正赢家，其实是上海。正是在这一时期，上海缔造出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金融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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