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金融神话

作为外贸中心，上海在外国对华进出口贸易和商业总额中占比超过80%;国内贸易进出口方面，上海一个口岸的贸易值，相当于汉口、天津、广州、青岛、汕头和重庆6大口岸贸易值的总和;作为工业中心，上海是民族资本最为集中的城市;作为金融中心，上海拥有外国对华银行业投资份额的80%，是中国绝大多数重要商业银行的总部所在地，全国的金融决策中心、监管中心

此时的上海，不只是全国金融中心，也是远东首屈一指的国际金融中心。与时下的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相比，“国际金融中心1.0时代”的上海，短暂地感受到了作为金融中心的巅峰体验。

沪宁双城：首都与金融之都

1928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在上海开业，财政部长宋子文兼任央行行长。

对此，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家璈感到满意，因为宋子文曾想把中行改为中央银行，他没有答应。新的央行成立，中行不至于消失，自己则可继续执掌这家“金融老店”。

宋子文也相对满意，虽然没有如愿将中行改为央行，但张家璈建议新设央行，北洋政府时期的两大国家银行—中国银行改为特许的国际汇兑银行，交通银行改为特许的实业银行，央行与之三足鼎立、分工合作。同时，行址按宋子文的意愿设在了金融重镇上海，而不是像立法机构一些人要求的设在首都南京。

当时的金融界对此同样感到满意，央行新设，中、交两行改组，普遍认为是“金融界的新希望”。

中央银行成立，对上海成为更具号召力的全国金融中心至关重要。作为政府的银行、发行的银行、银行的银行，央行享有经理国库、铸发国币、经理内外债和管理其他银行存放款等权利，不仅可强化上海集散全国资金的能力，而且使上海成为金融决策中心和金融监管中心。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经过审慎考虑，采取了把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金融中心适当分离的方针：政治中心定位于南京，经济金融中心则定位于上海。南京政府通过废两改元、法币政策等金融改革，进一步推动上海现代金融中心的发展，上海迎来了金融业的勃兴时期。

“海”纳百川：金融之水汇上海

有足够影响力的金融机构的存在，是金融中心得以强大的基础。

北洋政权覆灭，加上自身发展所需，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于1928年11月将总行自北平迁至上海。

中行对1928年北平与上海开展金融业务的环境做了如下比较：“北平入春以来，因南北军事未经解决，交通又复阻滞，以致银根枯窘，各业均受影响，倒闭时有所闻，迨至首都南迁，市面更形萧条。(上海)本年春初，时局尚在军事进展之中，各业咸具戒心，市面因之停顿，迨至夏间，兵戎既戢，交通恢复，商业始呈活泼之象，金融亦渐宽舒。”

交行最初谈到迁沪因由时称：“(交行)总管理处原在北京，兹因国都设宁后，内部公务，诸多不便，特将北平总管理处迁入沪行。”

稍后，交行进一步申说：“北京原非商战之地，十数年来，沧桑几变虽一般金融界渐注意工商事业，究未能尽量发挥。本年中央财政、市面金融，上下交困，殆臻极点。银行业务，直接受其影响，应付困难，不言而喻上海为我国最大商埠，实南北金融之中心。”

中交两行是当时中国实力最强、业务辐射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银行，两行中枢机构南迁，使中国的金融天平加速倾斜，北方其他多家银行随后也纷纷南迁。

1929年，天津垦业银行改组为中国垦业银行，总行迁沪。

1930年，中孚银行和中国实业银行自天津移至上海。

1931年，新华商业银行和中国农工银行由北平迁沪。

1933年，东莱银行从天津搬来上海。

1935年和1936年，资力、规模、影响均颇大的盐业银行和金城银行，也分别将总行从北平和天津移迁上海。几年后，大陆银行也将总部从天津迁到上海。

“南三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和“北四行”中的中南银行，以及中国通商银行、四明银行总行原来就在上海，大批外地银行加盟，金融资源进一步向上海集聚，进一步增强了上海作为全国金融中心的集聚与扩散能力。

总行搬到上海的银行，置身十里洋场，商业气氛浓厚，竞争激烈，促使银行业快步成长，诚如上海文化史研究专家叶文心教授对1928年中国银行总行迁沪后的变化所言：“官场那套排场行不通了，如果要有商务上门，就得改变作风，建立一种节奏明快的企业文化。老师傅们适应不了，银行行员转而招聘来自新式大学经济、法科、外文等系的毕业生，从而建立了一支气象一新的专业队伍。”

与带领中行快步发展的张家璈一样，陈光甫、李铭、钱新之、周作民、胡笔江等一批通晓现代银行经营知识和管理制度的著名银行家，活跃于上海金融界，不断提升着上海金融中心的品质。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