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广东空军北上和杭州改编
     我是陈济棠统治时期广东空军七期甲班学员，在一九三六年毕业后授予飞行员职务编入广东空军第七队。当时新编的七、八两个队都尚未有飞机，应属建制飞机已由陈济棠向外国订购，但尚未运到。
     那时华北局势紧张，日本军国主义正阴谋并吞华北。全国人民对于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问题，已迫于眉睫，到处掀起抗战救亡的巨浪，正在这时却发生了广东空军北上的事件。我是当事人之一，知道进行北上的串联和酝酿规模是相当大的，参与此事的人数亦相当多，遍及广东空军全部人员。此事毕竟背着陈济棠做成了。今日回过头来思考一下，才较为清楚。
     在广东空军北上前不久，蒋介石派“中央”空军飞机南下广州，散发传单。要求广东空军归附“中央”。广东空军奉陈济棠命令，将战斗机装上机枪，摆出对抗态势。当时蒋介石急于图谋两广，陈济棠和李宗仁、白崇禧估计打不过蒋介石，早已与日寇勾结，这时打出“抗日反蒋”的口号，用先发制人的手段，准备出兵“讨蒋”。广东空军年轻一辈中下级官佐和士兵，认为外敌压境，民族危机深重的时刻，再打起军阀内战，必将导致亡国灭种。故对陈济棠等要准备打内战，很是反对。“中央”空军也抓住广东空军这种心理进行欺骗宣传。我今日回顾起来，这种抗日救亡心理存在，实是当时广东空军北上的基础。当时作为基层飞行员驾机北上也只获一百元港币安家费，显然不是因为“利”的问题。从这里可以反映出广东空军同当时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强烈要求是一致的。

     北上之日，组织工作是比较混乱的。飞机机种很多，有些飞机航程飞不到预定目的地南昌，而且人多机少。因此，决定起飞时竟发生抢飞和争乘飞机超载事件。有一架飞机在起飞时就是由于超载而不幸坠毁。我和一批没有飞机的人员则乘火车到香港，火车到达香港后，倒有人到车站迎接，安排食宿。一些较短程的飞机，亦飞抵香港。丁纪狳当时就是驾机先赴香港，在香港集结后，集体乘船去杭州的。
     广东空军八个队人员和部分飞机北上后，都集中到中央苋桥航校内，说是集训。全部广东飞行员四百八十余人编为五大队。当时名叫训练，但也没有认真的训练计划。那时原广东空军司令黄光锐出任中央航校校长，丁纪狳任教育长。然而整个中央航校大权实际上是掌握在政治部主任蒋坚忍手中。经过这样的安排后，蒋介石的排除异己的阴谋就逐渐显露出来。再来一招，就是对广东空军全部飞行员进行“考核”。由原中央空军航校的人员执行。考核也并非复杂，只飞一个起落，在空域中作大、中转弯这些最基础的飞行技术。但参加考核人员竟然有二百多人被评为“丙下”成绩。“丙”已经是不及格，还加上个“下”，那前途就可知道了。我当时也是成绩“丙下”。这时广东空军个个都是“瞎子吃元宵”—心中有数，知道这是排挤的花招。因此，大家对抗日救亡情绪深受打击。我们一伙年轻的都借“假期”之便，到上海游玩去了，并各自作改行打算。我们心想：我们一批由飞行员降为学员的“丙下”生转业在即，也就心灰意冷。
     然而事情又急转直下。是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发生了。那时我们还在上海，突然在各娱乐场所看到发出召杭州苋桥学员返防命令。我们返抵杭州后，情况变化了。马上又不管“丙下”不“丙下”，将我们编为“中央空军”。我则编属第二十九队为飞行员，经过前一阶段的经历，我们心情并不那么平静。因为蒋介石生死未卜，各种地方势力又各自准备搞自己一套，何应钦更打算用空军轰炸西安。因此原广东空军有些人也想跑到南昌去，将飞机飞回广东。现在回想起来，如果中国共产党不是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迫使蒋介石答应抗日，中国马上就会陷入内部混战的局面。我们也就是在“西安事变”后投入抗日战争的斗争中去的。
     二、抗日战争初期的广东空军
     当时“中央空军”编制第二十九队基本上是原广东空军七队的人员，共三分队是战斗机队，队长是何泾渭，在他率领下我们回到广州接收原陈济棠从美国订购的霍克—3式战斗机，这是一种双翼起落架用手摇收放的战斗机。武装有一门小炮，一挺机枪。在机身底下可加挂一副箱，也可外挂一枚五百磅的炸弹，可以用作俯冲轰炸机。我们开始接收了九架，每分队三架，驻在广州天河机场。接机后便开始训练，除驾驶飞机外还作地靶射击和夜航训练。但根本没有训练打空靶和空战格斗，到“七七事变”时，在广州就只有这九架飞机了，我们平均是两个飞行员一架飞机。
     抗日战争开始不久，大约是1937年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左右，广州时常发出空袭警报，我们也平均每三天战斗值班两段。当警报发出后，我们都进入战斗准备，有时还将发动机摇动起来。当时飞机发动是靠机械人员手摇后起动的，十分麻烦。由于多次警报又不见敌机来，总是啼笑皆非，但是我们总是认真地作好准备对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