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清晨，已经发过好几次警报后，又发警报了，我在值班就准备起飞，我机机械士已经将飞机摇起动了。正在这时，机场上空机声隆隆，我抬头一看，六架双引擎的日本轰炸机已经来到。我急忙跳进机舱，连保险带还未扣上，便开始和其他飞机起飞。我起飞时炸弹已落到机场上，我的一名机械兵被炸牺牲了。我推满油门起飞，拼命将轮子摇起来，但机身下仍挂着大付油箱，又不会去拿掉，这样爬升同时向东转去。这时我们九架飞机各自为战，自己去抓战斗对象。当时日机也很死板，他们由东(台湾起飞来)进入广州，炸天河和白云机场后，向南经河南折回向东。我那时已发现日机，我推大油门接近它，这时日本机上的机枪向我开火，曳光枪弹射在我机周围，清晰可见。由于日机是三机编队的，因此火力相当密。我继续上爬，在新洲附近，我才占高度优势，就由上向下攻击日机，但又没有空靶射击经验，只对机身开火，又不理解修正提前量，没有奏效。
          这时邓从凯上来了，和我两人轮番攻击，也没有效果。看看已过虎门，一次，邓冲下去后，在日机后方拉平，开了机枪咬住日机不放，一架日机轰燃一响，一团火光掉了下去，但邓突然返航。我以后才知他飞机被击伤。这时谢全和跟上来。我一想，原来拉平攻击有效，我对日机剩下编队左机进行攻击，这时我越打越眼红了。飞机冲得很近，我看击中日机，油箱油漏出来象一条白龙，但没有着火。我正再次攻击，我机突然一响，我付油箱主油箱也被击中，油冒出来，也拖着一条“白龙”。我估计日机是回不去了，我便回航，推头俯冲，加大速度到机场边，飞机油尽停车，滑翔降落。这时机场建筑物全被炸毁，机场一坑一洼，那天只好搭竹棚住了。那天是日本木更津航空队来袭的，结果日机损失两架，一架坠落在珠江口我省境内，这是广州市第一次空战，我机没有损失。喜讯传开，广州市人民十分兴奋，给我们全队慰劳，每击落敌机一架的有一千元慰问金;又用汽车运来大量罐头、汽水及其他慰问品，表达广大人民对抗日战争的热情，使我深受感动。
     自从首次空战，日机失利后，有近一个月日机没有再来，再来时是夜袭，机数只有一两架。有一天，又是我值班，这次，起飞较早些，我们起飞三架，各人分一个空域等候。那时没有无线电指挥，全靠个人根据情况处理。日机没来时，探照灯照亮天空，怎知敌机临空时探照灯却熄灭了。我们变成了瞎子，到炸弹响了，地面汉奸放讯号弹，才知机场又被炸了，但看不到飞机。突然在我侧方出现引擎火光，我一转弯便照火光开枪，但突然又什么也看不见了，瞎转一气，只好着陆。那晚，一无所获。我们一架飞机因忘了放起落架，损坏了一付螺旋桨，幸而飞机修理后还可以用。但日机从第二天起又不来了。

     有一天我轮休，在广州西关朋友处住宿。早上听到拉警报，我出来看，见我们九架飞机全起飞了。这次来袭的是日本从三灶岛航空母舰和基地起飞来的九五、九六式战斗机，总数又近80架。那天我们的飞机，是何泾渭领队的。一向我们不注意有战斗机飞来的可能，因而思想很不警惕，而且我们对空战一点经验也没有。日机却较有训练，他们背光借散云掩护，突袭我机。当时何泾渭的僚机(驾驶员是关万足)被日机击中起火。他跳伞时伞也着火，他浑身被烧伤，降落后即被送到医院抢救，因伤重在医院牺牲了。这次我们损失四架飞机。下午我回机场值班，这时只有五架飞机了。自此以后，日机轮番前来，我们空战下来还未加油，日机又来了。我们虽有飞机补充，但机数太少，只好改在从化机场加油来广州作战。那天我在广州和日机遭遇，我刚咬上一架却又被另一架咬住，我下滑倒转脱离了。但日机已开枪，我这样在众寡悬殊下打了一次。回从化加油时，飞机被击穿很多弹孔，一直补了一天。那次战斗以后，五架飞机剩三架了。飞行员跳伞脱险，有的牺牲了。队员减少，我以少尉军衔升任了分队长。广州站不住了，我率领三架飞机转到韶关驻扎。起初还有飞回广州作战，后来日本九六式挂了付油箱到韶关来找战，这时二十八队也飞来两架不收起落架的霍克—2飞机;由一姓陈的分队长率领，共同驻防韶关，那两架霍克—2和我分队一架先后被击落。这样过了几个月，飞机交四大队。1938年初由黄新瑞中队长率领我们回广州另接一批英国格式机，那是经香港运来的。那种格式机是双翼的战斗机，发动机有七百马力。装有四挺快速机枪，是一种战斗性能相当好的飞机。这样，我们又开始另一段战斗生活。
     那时广州天河机场已经被炸毁，如在天河机场安装飞机，势必招致日机的轰炸。因此，安装格式机只好在原中山大学天文台附近竹树林中进行，安装好了推上公路，在公路上起飞，飞到南雄训练。由于南雄机场太小，住地又不够，结果飞到衡阳去训练。二十八队(队长陈瑞田)也在衡阳，飞行员都经历过不少空战。因此，这次训练比较踏实，除了掌握飞行技术外，还打空靶，练习格斗。这种格式机性能对当时日本九六式战斗机来说不相上下，而且格式机还有一些优越性，例如：格式机飞上高空，马力能基本正常，日本九六式一爬到高空，马力显著下降。当时有两位队长一叫黄新瑞，绰号“水牛”，是美洲归国华侨。另一个是我们的队长陈瑞田，也是归国华侨。他们作战英勇、敢拚。经过这一训练，大家很有信心。我一队三个分队长，一个是我，另两位是邓从凯和谢全和，都有一定战历。
     四月十三日那天，日机三十六架来犯，我们十八架两队全部升空迎战(这时天河机场已修好，可以用了)，我们起飞后，迅速爬高到六千米高空，那次战斗很激烈。邓从凯作黄新瑞僚机，就在日机咬住黄新瑞开枪时，邓从凯将日机击落。但黄新瑞却被击伤手指，被迫返防，邓再继续击落一架日机。我在进入战斗后，僚机却不知那里去了。这次我也击落一架九六式日机。这次战斗击落日机共七架，我们却牲牺了四人。我记得年刚二十的吴伯钧就是那次战斗牺牲的。对他的葬礼仪式也很隆重，安葬在十九路军坟场后的墓地。那时香港陆续补充飞机，因此二十八、二十九两个队始终能保持十八架格式机。队员中也开始有两位北方人。
     那次有名的空战之后，我们又开始在南雄、广州、南昌游动战斗，队员也有在两地牺牲了的。日本飞机又加紧对我们轮番攻击。他们仗恃数量优势，找我们作战，我们就是在这样情况下坚持，直到苏联志愿空军到南昌，战斗便又进入另一阶段。
     以后以南昌、后来又在汉口作为基地，继续作战。情况将另文追忆记述。
     在我经历中，我认为蒋介石是不抗战的，但是我们中下的战士却是真心实意地对日寇作战。我所在的二十九队，我所知道的二十八队，上至队长下至飞行员都在历次众寡悬殊的战斗中打得很艰苦。如二十八队一位队员陈其伟用霍克—2和九六式在韶关战斗，从高空战到低空，在性能不及日机情况下，顽强战斗，终于被打断双腿，最后在南雄牺牲。陈瑞田后来在桂林面对数量十分悬殊的日机群时，毅然冲过去拚死格斗，飞机着火后才跳出，结果人身、伞均着火，他现仍健在美国，在邮局工作，面孔却象《夜半歌声》电影中的角色宋丹萍一样。我的队长爱国华侨黄新瑞转战南北，最后在成都空战中遭遇性能比我机优良得多的零式战斗机，艰苦战斗，头部中弹，竟被炸飞而英勇牺牲。还有两兄弟陈桂林(广东七期甲)、陈桂文(广东七期乙)是南洋归国华侨。出于爱国，其父送他们回国习航空。成都空战时，陈桂林英勇牺牲，他老父回国将寡媳孙子接去，嘱咐小儿子陈桂文要坚持战斗，结果小儿子又在昆明空战中英勇牺牲。而老父又只默默地回国来接去孙子和媳妇。其爱国献子精神，使我不能忘怀。又如我的老战友邓从凯，他在成都空战中，不畏日机编队的强大火力，英勇冲入轰炸机机群，将日本长机击落。后发现日长机飞行员带着日本天皇御赐“轰炸之王”配剑，而他自己也牺牲了。他那时才二十三岁。想起这些为中华民族存亡，洒尽最后一滴血的比翼战友，我为他们牺牲而感到光荣，他们的业绩应该载入史册。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