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伯谦的血衣很重要，有继续追寻的必要性

关于方伯谦血衣的重要性，拙作《将方伯谦的血衣呈上公堂》一文中曾有论举：

方俪祥女士的伯婆、方伯谦的“葛夫人欲持血衣上京控诉”;

还是这位伯婆对侄孙女方俪祥女士说：“那是你伯公的军衣，他是被刘步蟾害死的，你们要牢牢记着”。

方俪祥女士的父亲、方伯谦的侄子方莹将军对女儿说：“这是你伯公的军衣，被刘步蟾杀害时穿的，血滴军衣，挂在这里作纪念。”

当时“海军海军联欢社管理员”黄道源、办事员杨树滋对郑练简等毕业生们说：“‘这套血军衣是济远方管带在指挥台指挥督战中被站立在他身旁的大副沈寿昌的脑浆鲜血所沾的’。这件血衣的陈列足可证明当时方伯谦管带并没有临阵畏缩，是英勇善战的”。

“民国老海军界人士”郑练简先生说：“历史昭昭，当年在民国，方伯谦是以英勇善战被冤杀来陈列展览他的沾血军衣的，这都可证实当时方伯谦管带是善战到底的，而不是‘逃军’。清廷判定方伯谦‘逃军’，那是无稽之谈。”

当今史学界也有人说：“方伯谦一案已过去近百年了，但是从方伯谦被杀时起，对方伯谦该不该杀，对方伯谦其人就有两种不同的意见，海军界反映尤其强烈，他们一直认为方伯谦是被冤杀的。民国期间，海军界同仁，悬挂方伯谦的血衣于上海海军联欢社以示其冤。群情之激烈，于兹可见。”

上列是《方伯谦问题研讨集》一书所反映出来的情况。笔者曾为此感叹：“这么多人，从方家后裔，到海军界的同仁，再到今天大学历史系的教授，都认为这件物证重要。对这样一件非同小可的物证，我们能不重视么?能不搞清楚么?”[1]

方伯谦故居

新近出版的一本关于方氏家族事迹的普及性读本《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海军世家》(知识出版社2007年4月版，以下简称“海军世家”)，即与本人颇有同感。该书中计有26处(页)，提到了方伯谦的血衣，并指出了方伯谦血衣的价值和重大意义：

“这样一件血衣的实物，证实了方伯谦在丰岛海战中是英勇奋战的，也解释了当时方伯谦在望台上指挥作战与沈寿昌并立，沈脑浆鲜血沾其衣是事实。”[2]

“这件溅血征衣无声地证明了济远舰官兵是在方伯谦的坚定指挥下与强敌进行殊死作战的。……卑鄙的流言毕竟改变不了血写的事实。”[3]

可见，如此重要的一件物证，是万万轻忽不得的!对于方伯谦的血衣，我们不仅有必要继续追查下去，而且大有必要。

二，方俪祥女士的伯婆、方伯谦的葛夫人告诉她：福州方伯谦故居里，有一件方伯谦的溅血军衣

早在《日本研究》1988年第二期上，方俪祥女士发表的题为《我为伯公方伯谦鸣冤》一文讲到，她的伯婆、方伯谦的葛夫人告诉她：福州有一件方伯谦的溅血军衣。按照方俪祥女士《我为伯公方伯谦鸣冤》一文的指引：

“我幼年时，我的伯婆(大祖母)自旅顺归来，她是一家之主，全家上下对她都尊敬非常。凡方家子弟，自幼长辈都要我们谨记着，伯公方伯谦任济远兵船管带，甲午海战中英勇作战，以一敌三，挂白旗诈降，炮伤日舰，朝廷曾下旨嘉奖，但后来给李鸿章、丁汝昌、刘步蟾陷害，他们‘公报私仇，杀人灭口’，冤杀我伯公。我大伯父到旅顺运棺回籍，并迎我伯婆回福州养老，我家二进堂上放有‘诰封盒’，内有伯公的遗物。”

“我依稀记得，每年端午节前，伯婆、伯母、叔母和母亲围坐在二进厅堂前阶的八仙桌边做香包，伯婆特意为我姊妹俩做一对同样的香包，挂在我们衣襟上，又左手牵姊姊，右手挽我，去河边看划龙船。还有一次，端午节后六月曝晒冬衣时，伯婆指着一件有血污的衣服，告诉我们说，那是你伯公的军衣，他是被刘步蟾害死的，你们要牢牢记着”。

“我们家有一本《孽海冤魂》，便是伯公同侪为他申冤写的，还有衣物，但我们缺少官方文件。”[4]

这件血衣，方俪祥女士只说是方伯谦的“有血污的衣服”、“伯公的军衣”，没有指明这件“军衣”的来历。但这没有关系，随即就有人帮忙，告诉我们这件衣服的具体来历。这位助人者，是福建省文史馆员、文博副研究员王铁藩先生。王铁藩先生在《方伯谦故居记》一文中详细叙述了自己的目睹耳闻：

“我于1958年来访方熹藩老先生时，(在方故居前厅)见到的4幅山水画… …廊柱上侧挂楠木雕联一对… …横梁上挂有诰封盒一只。朱漆，两旁护有龙凤雕刻，贴金，内所请诰封，是伯谦父亲或伯谦夫人?因没有人拆开过，不能断定。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所毁;当时他们还从阁楼上搜出方伯谦的沾血军服和马刀(指挥刀)。据说，伯谦蒙冤后，葛夫人欲持血衣上京控诉，被人劝阻没有成行。这件沾满血迹的军服，是伯谦英勇作战的证据，可是被人抄去后，至今下落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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