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俪祥女士的父亲方莹将军是怀着深深的家恨，把这件“黑色军衣”作为家史教育的教材，来教育自己的下一代的。据方伯谦的嗣孙、方俪祥女士的堂弟方镛先生说：

方俪祥女士为方伯谦辩冤，“她是继承她父亲方莹将军的遗志。幼年时，她父亲就带她去瞻仰伯公的血衣，她回国后又有人告诉她方莹将军退休后就声言要为方伯谦申冤，那是六十年代初，正值《甲午风云》热播时机，被曾以鼎等海军研究会的委员们劝阻。”[14]

父亲方莹将军这般的嘱托，方俪祥女士当会铭刻在心、永志不忘吧[15]!

我们没有理由怀疑方莹将军的人品，更不敢怀疑方莹将军会说谎，尤其是当着年幼的女儿那双清澈如水的眼睛时。但方俪祥女士言之凿凿，且“旧海军人员很多人都见过，我方家子弟也多人目睹过”，不由我们不相信。

但不幸的是，方俪祥女士和方莹将军的上述说法得不到史料的支持。

来远舰水手陈学海说：“黄(方)船主穿一身睡衣，听说是刚从被窝里拖出来的。行刑的人叫杨发，是丁统领的护兵”[16]

护军炮目李金声说：“方大头临阵脱逃，在旅顺被龚道台枭首示众，弟兄们都说他死有余辜”;

旅顺道台衙门侍童李振鹭说：“那天一大早，在衙门里听说斩方伯谦，我就跑去看。方伯谦穿着茄青纺绸小褂拉上了刑场。围者看的当兵的很多，都说该杀”。[17]

《海军世家》一书认为上述史料很不可靠：“(戚其章)在同一篇文章中，提出两个证人，指证方伯谦临刑时的服饰，‘水手陈学海说……黄(方)船主穿一身睡衣’;‘侍童李振鹭说…..方伯谦穿着茄青纺绸小褂’。一文两证，互相矛盾，只能证明此两人当时都不在现场。”[18]

我们允许任何人对史料提出质疑(谅笔者眼拙，尚看不出“一身睡衣”和“茄青纺绸小褂”有何矛盾)。拙文《将方伯谦的血衣呈上公堂》已经提到，要确认方伯谦有否一件杀头衣存在，还得求助于“广甲”舰管轮卢毓英，因为卢毓英是方伯谦的铁杆同情者。卢毓英在回忆中说：

“八月念五早五句钟，忽闻炮声，余自梦中惊醒，人报总兵衔副将方伯谦正法军前。余急问之日：广甲管带如何矣?彼日：未之闻也。余不禁骇然，日：何同罪而异罚也?乃急起往统领处觅其幕宾曾叙吾询之，方悉其由，归与同乡诸君述之，不禁为之叹挽不置。”

“丁乃遣人往宋祝三宫保处，假刽子手两名，宋询为谁人?曰：方也。宋口然谓来人曰：尔且归，余当亲带刽子手即至。人回述宋宫保言，丁知宋素爱方，乃急遣亲兵将方衣服剥净，自出倭刀将方枭于山麓。后宋至，方头已落。宋大哭而归营。方既伏法，济远士卒均奔麓伏尸而哭，号啕跌躅声闻数里，见者无不泪下。”[19]

卢毓英的所谓“剥净”，不会是剥成光光肉儿，而是剥除掉外套。显而易见，卢毓英是同情方伯谦的，也是支持陈学海、李振鹭关于方伯谦临刑时衣着的描述的。有这么多“伏尸而哭”、“号啕跌躅声闻数里“的“济远士卒”在场，方伯谦的同情者们是没有理由怀疑卢毓英的。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方伯谦杀头时穿的是一件内衣，而绝对不会是外套。也就是说，即使有一件杀头血衣存在，绝对不会是一件“黑色军衣”。据前引材料看，方俪祥女士也不再坚持所谓父亲方莹告诉她的“杀头衣”说法，而改口说父亲方莹“告诉她这是伯公指挥海战时的血衣”。至于改口的理由为何，方俪祥女士未说过，我们也就不得而知了。

五，《卢湾区志》告诉我们：上个世纪30年代，上海卢家湾吕班路上没有海军联欢社

尽管郑练简和他的同学、校友们都宣称，上个时间30年代参观了上海卢家湾吕班路的海军联欢社;

尽管方俪祥女士宣称，她少年时(按照方俪祥女士提供的相关资料，她应该是约8～12岁，即约1928～1932年在上海生活)和她的“五六位堂兄弟姐妹，常常结伴到海军联欢社里的大花园游玩”，还有海军水兵在那里给他们表演过“方管带打鬼子”的游戏。

尽管方俪祥女士晚年又“如愿以偿”地“旧地重游”了海军联欢社的旧址，且“感慨万千”、“心情颇为惆怅”。

但，令我们不安的是，在《卢湾区志》“大事记”里，我们看到了这样一段话：

民国3年(1914年)“4月8日，沪海道尹兼特派交涉员杨晟与法驻沪总领事甘世东，签订《上海法租界推广条约》。区境徐家汇路以北、打铁浜以南、吕班路、白尔部路(今重庆中路)以西，全部划入。9月14日双方勘界。是为法租界第三次扩张。”[20]

原来，这条吕班路(重庆南路)在法租界内;而《上海租界志》又告诉我们：法租界是1943年7月由汪伪政权收回的[21]。也就是说，当年方莹等呼啦啦一大帮子民国海军官兵是在法租界内“联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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