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为不幸的是，上海《卢湾区志》第二十四编“军事”第一章“武装”第二节“军事机构”，却告诉我们一个严肃的事实：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卢家湾吕班路上根本不会有一家海军联欢社。

“海军联欢社 重庆南路182号，民国34年8月设”。[22]

这是怎么一会事!众目睽睽之下的上海卢家湾吕班路(今重庆南路)30年代诺大的一个海军联欢社一下子成了“子虚乌有”?海军联欢社是1945年8月才设立的，而方俪祥女士、郑练简先生等竟然30年代就可以在这里玩耍、参观?

是郑练简先生对事件记忆(是另外一个人的血衣?)发生了错误吗?显然不是。因为，不仅郑练简先生一人去过、见过，还有他的全班同学和他的马尾海校的校友都曾在这里“亲闻解说词”;“1991年9月在福州举行的‘甲午海战中之方伯签问题研讨会’上，郑(练简)、陈(允权)又遇见马尾海校第一届航海班老学长江家驺同学，又谈论及血衣事，他也证实在上海吕班路海军联欢社甲午中日海战陈列室中看到‘方伯谦当时指挥作战所穿的血沾军衣一套’。”

是郑练简先生在时间的记忆上发生了错误吗?抑或印刷上的错误吗?显然不是。因为，郑练简先生这样说：“本人在1936年秋间，带领本班全体同学，由马尾海军学校去南京海军部报到，途经上海，在上海海军联欢社(当时在卢家湾吕班路)休息两天去南京。……1937年，轮机五班同学陈允权(福建省福马海军联谊会副会长)也在校课毕业后，由福州马尾海校赴南京报到时，路过上海吕班路海军联欢社。” [23]两拨人，两个时间，显而易见，既不会是记忆的错误，也不会是刊误。

是方俪祥女士的记忆发生了错误吗?显然不是。因为，2002年10月3日，方俪祥女士“来到重庆南路182号门前停下，她指着铁门说：这就是原上海海军联欢社旧址”。[24]方女士70年后旧地重游，触景生情，“记忆忧新地追述”了童年时的很多故事(前已引述，不再一一)。[25]“在夕阳余晖下，方俪祥女士离开了原海军联欢社旧址，她似乎感慨万分，心情颇为惆怅，……但今日她毕竟如愿以偿地回到了原海军联欢社旧址。”[26]

据说，方俪祥女士2002年10月3日重访故地时，曾表示无比遗憾：“她认为她一生的遗憾是没有在她父亲晚年再见一面，如果在50年代初她也在上海居住，方莹将军一定会带她到海军联欢社旧地重游”[27]。我们不知道，方俪祥女士又会“听”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据说，方俪祥女士“在夕阳余晖下”告别这个所谓的海军联欢社旧址时，“似乎感慨万分，心情颇为惆怅”。我们真的猜不透，方俪祥女士感慨的是什么?惆怅的又是什么?

六.“血衣”的故事，还在继续演义着

按道理，方伯谦衣服上的血，是沈寿昌的，不是方伯谦的，即使把这件血衣挂在某个地方展示，只证明了沈寿昌作战英勇;沈寿堃的血，并不能说明方伯谦在丰岛海战沈寿昌死后的战场表现[28]，更不能用以来证实方伯谦大东沟海战中是“英勇善战”的。

但方氏后裔及方伯谦的同情者们不作此想，还要死死纠缠着这件血衣不放手。就在我们看到，不论是方伯谦的“战衣”，还是方伯谦的“杀头衣”，都充斥着一派的荒诞不经的时候，有关方伯谦“血衣”的故事，还在继续演绎着，而且愈演愈具有舞台效果。

方俪祥女士童年时，她的伯婆、方伯谦的葛夫人没有告诉她这样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文博副研究员王铁藩先生听来的，他说：

“我于1958年来访方熹藩老先生时，(在方故居前厅)横梁上挂有诰封盒一只。……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所毁;当时他们还从阁楼上搜出方伯谦的沾血军服和马刀(指挥刀)。据说，伯谦蒙冤后，葛夫人欲持血衣上京控诉，被人劝阻没有成行。这件沾满血迹的军服，是伯谦英勇作战的证据，可是被人抄去后，至今下落不明。”[29]

在1991年9月13—14日福州召开的“甲午海战中之方伯谦问题研讨会”上，王铁藩先生再次作了说明：“方妻也曾想据此上京鸣冤。这件血衣文革间被红卫兵抄走，下落不明。昨天据老先生说，他们还见过这件血衣，确是战衣。但我还没落实清楚” [30]”

我们这里不厌其烦地重复引用王铁藩先生的调查，是要大家注意到，按照王铁藩先生的说法，有三个问题是明确的：一，这个故事是“据说”，消息源不明;二，葛夫人没有进过京喊冤，只是“欲”、“曾想”而已;三，葛夫人“欲持血衣上京”的此一件衣服，是一件“血衣”，“这件血衣”是葛夫人收藏在福州方伯谦故居的“沾满血迹的军服”。

王铁藩先生是诚实的，话也说得很小心，很明白。他特别声明自己“还没落实清楚”。

但是，王铁藩先生没有想清楚的事情，有人想清楚了，陈贞寿先生想清楚了，季平子先生也想清楚了。

在会后编辑的《方伯谦问题研讨集》里，收录了一篇敬木的《是冤杀，还是罪有应得———“甲午战争中之方伯谦问题研讨会”综述》的文章。在敬木的笔下，葛夫人不仅是“欲”或“曾想”了，而是直接去了北京城一趟：“方氏被杀不久，方妻即以被冤杀为由，上北京告御状”。[31]

在陈贞寿于1992年4月12日为该书出版所作的“序”里，也变成了：“方伯谦被害后，其夫人即进京告御状”。[32]

季平子于1992年4月3日为该书作的“叙”里，比陈贞寿迈进一步，更为细节化：(方伯谦被杀后)“不久方妻上北京告御状，想要清政府为方平反，未能达到目的”。[33]

敬木何许人也且不论，陈贞寿、季平子两位先生可是被翻案者们视为“旗手”式的人物。该二位教授的话，言简意赅，干脆利落，有一锤定音之效。笔头果敢地一摇，“据说”转眼间变成了事实。

退一步讲话，即如上述诸人的思路演绎出来的故事，无论其真假，有一点是明确的，葛夫人“欲持”或“持”的，肯定是福州方伯谦故居葛夫人收藏的那件方伯谦“沾满血迹的军服”，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方伯谦血衣的故事还在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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