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件血衣的来历，我们可以从《冤海述闻》里寻找线索：

“忽日(《中日战争》本作“倭”)炮中‘济远’望台，大副都司沈寿昌头裂而亡，方管带与并肩立，脑血尚沾衣也。又一炮伤前炮台，二副守备柯建章中炮洞胸，学生守备黄承勋中炮断臂，六品军功王锡山、管旗头目刘鵾均中炮，同时阵亡。望台并炮台各处弁兵阵亡者十三人，伤者四十余人。”[10]

根据《冤海述闻》的说法，方伯谦确实应该有一件被“沈(寿昌)的脑血所沾的军衣”。

新出版的《海军世家》一书，还说明了这件血衣的下落

“大陆解放后，联欢社原址开辟别用，编者曾询问知情者张序三将军，张说：‘大陆解放后，联欢社增加展出内容，作为华东军区新建海军学习、参观的基地，事后展品全部装箱，估计现在还存在某座军用仓库中。”[11]

对于这一件血衣，方俪祥女士是认可郑练简等人说法的。2002年10月3日，在上海重庆南路182号“瑞金医院”门诊部，即“上海海军联欢社旧址”，方俪祥女士70年后旧地重游。

“方女士说：有一个房间，曾挂有她伯公方伯谦的血衣，老海军人员都参观过，那是甲午海战的见证。有位郑练简先生，他是民国海军总监郑滋樨中将的长子，现为福马海军联谊会顾问、民革海军支部主委，他曾在1936年秋间，带领马尾海校学员去南京海军部报到，途经上海，参观海军联欢社。在甲午海战陈列室中，看到方伯谦那件在“济远”舰指挥台上被其大副沈寿昌的脑浆鲜血所沾的征衣。1937年，轮机五班同学陈允权(现担任(福马海军联谊会副会长)和江家驺(学长，马尾区政协常委、离休海军起义人员)，均见过这件溅血征衣，足以证实方伯谦是英勇奋战的。据说解放后这些展品均被装箱北运，从此这个联欢社也被改为他用了。”

“方丽祥女士记忆忧新地追述：她在八岁时，方莹将军把家眷从福州迁来上海，居住在离此公园不远处的“玉井里”弄堂，与三位也在海军工作的伯伯住在一起，共有五六位堂兄弟姐妹，常常结伴到海军联欢社里的大花园游玩。(海军军官还表演了‘方管带打日本兵’)”

“(方莹)带她去海军联欢社，走上二楼的一个房间，玻璃柜里挂有一件带血迹的黑衣，父亲告诉她这是伯公指挥海战时的血衣，让她和弟弟看个清楚，并有四五个人陪着观看讲解……从此以后再未到海军联欢社，屈指一算70年了。”

“她似乎感慨万分，心情颇为惆怅，原海军联欢社的展品已不复存在，可能沉睡在北京某个仓库里，或者已经失毁了。”[12]

显然，三十年代上海卢家湾吕班路海军联欢社的这件方伯谦的丰岛海战时被“沈(寿昌)的脑血所沾的军衣”，就是方俪祥女士心目中的“血衣”。(这个时间里，方俪祥女士似乎忽略了福州故居里的那件溅血军衣的存在了，似乎完全忘记了儿时在福州故居里伯婆告诉她的故事了)

四，方俪祥女士的父亲方莹将军告诉她：上海海军联欢社的方伯谦血衣，不是战衣，而是杀头衣

对于郑练简等人的说法，方俪祥女士虽然在2002年10月表态支持，但在上个世纪80年代，情况却完全不是这个样子，不仅方俪祥女士不同意，方俪祥女士的父亲方莹将军也不同意。方莹将军认为，上海海军联欢社上个世纪30年代展出的方伯谦血衣，并非方伯谦丰岛海战的战衣，而是方伯谦黄海海战后被杀头时穿的“黑色军衣”。这还是方俪祥女士发表在《日本研究》1988年第二期的题为《我为伯公方伯谦鸣冤》的文章里告诉我们的：

“我八岁时，父母迁居上海，父亲方莹，字琇若，调任海军任职。我11岁时姊姊因病去世。初中时，有一次父亲任职的兵舰停泊在上海港多日，他带我到上海海军联欢社(社址在前吕班路一带)去玩，社内的一房间挂件黑色军衣，父亲说，这是你伯公的军衣，被刘步蟾杀害时穿的，血滴军衣，挂在这里作纪念。父亲对我说过，家人都在南方，只伯婆一人随伯公在旅顺。以后伯婆回家，她说伯公二十三日晚去海军公所，一夜未归，二十四日差人打听，未得要领，二十五日天未明已被杀害，据说有旨，但未见审判。伯母认定是刘步蟾害的，你大伯父到旅顺扶棺回籍时说，是割喉身亡。伯公是朝廷命官，刘步蟾一人难以下手，这事就牵涉到丁汝昌和李鸿章了。综合各方面消息，可以断定伯公是被冤杀，含恨而死的。”

“关于这件军衣，旧海军人员很多人都见过，我方家子弟也多人目睹过。”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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