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妾陈淑清(系方伯谦)在外地所纳，继室葛夫人在上海完婚，后居刘公岛。此两人，至伯谦蒙冤遭难后，始由其二叔仲恒，嗣男熹藩接归福州居住。”“方熹藩(1876—1965)序名声炳。光绪间邑痒生，负笈春申(上海)学习建筑工程，曾任福建省建设厅技正主任等职。… …1958年笔者在福州市文化局任文物管理工作。忽得来函，约移交孔子庙由他保管的一些文物和档案。… …方老先生当时已有80高龄，谈锋还很健。… …上列有一部分情况是我当时目见，一部分在谈话中得到启发，一部分是熹藩嗣子方镛告诉我的。”[5]

1991年9月13～14日在福州召开的“甲午海战中之方伯谦问题研讨会”上，王铁藩先生又对上述问题继续进行了说明：

“据了解，方妻每年夏天都将方的血衣拿出来晒霉。我曾问知道此事的一位女士这是内衣还是战衣。如果是内衣，则是杀头时脱落下的;而她回答是战衣，说明方当时血染征衣，并非怕死逃跑之人。方妻也曾想据此上京鸣冤。这件血衣文革间被红卫兵抄走，下落不明。昨天据老先生说，他们还见过这件血衣，确是战衣。但我还没落实清楚” [6]

这样，方俪祥女士提出，王铁藩先生亲见、亲闻、亲自调查，证实方伯谦福州故居里这件家人所藏的“沾满血迹的军服”，是“战衣”。这件“血衣”，显然也没有被转移到别处，一直保存在福州到二十世纪60年代“被红卫兵抄走”始“下落不明”。

需要说明的是，最近又有一位帮闲站出来了，新出版的《海军世家》一书，试图推翻王铁藩先生的调查结论，提出了新说：

“文博研究员王铁藩先生在方伯谦问题研讨会上的发言，可以证实当年被刑现场方伯谦穿的是黑色军装。”[7]

此言，既无调查，又无论证，王铁藩先生明明推断是“战衣”，而他却一口咬定是“被刑现场的黑色军装”。相信，方俪祥女士对这个鲁莽的结论，只会是苦笑不得、大摇其头的了!(方俪祥女士已经有了自己的见解，下文将给大家揭示方俪祥女士心中的血衣)

甲午风云剧照

三，郑练简先生说：上世纪30年代，上海卢家湾吕班路海军联欢社有件方伯谦的溅血军衣。方俪祥女士对此表示同意

这件衣服，“民国海军总监郑滋樨中将长子”郑练简先生年轻时见过，他的“全班同学”都见过，他的马尾海校的校友也见过，而且很具体地指明了这是丰岛海战时方伯谦穿过的沾血军衣。郑练简先生在1991年的一篇文章《方伯谦血衣亲见记》里，详细记述了自己亲见方伯谦沾血军衣的经过，并提供了一大批的证人：

“民国间，海军界陈列方管带血衣，说他英勇善战，为他平冤昭雪。”“我们老海军到过上海的人，多见陈列在联欢社的方管带血衣”。

“在丰岛海战中，济远舰被倭寇炮弹击中船上炮台，大副都司沈寿昌头裂而亡。方管带与沈并肩而立，脑浆鲜血沾方衣上，方伯谦仍屹立望台指挥，连发40余炮击中日舰‘浪速’号。由方伯谦被沈的脑血所沾的军衣，可证明方伯谦当时未离望台。再由《黄钟瑛传》的记载看，说他‘临阵畏缩’，躲入装甲最厚处能成立吗?当时不是方伯谦在督战还有谁在督战指挥发炮40余发呢?”

“本人在1936年秋间，带领本班全体同学，由马尾海军学校去南京海军部报到[8]，途经上海，在上海海军联欢社(当时在卢家湾吕班路)休息两天去南京。休息期间，当时海军海军联欢社管理员黄道源、办事员杨树滋带我们全班同学去参观该社的甲午、甲申两战役的历史陈列室。

在甲午中日海战的陈列室中，陈列有一套方伯谦当时指挥作战中血溅的军衣。他们介绍说：‘这套血军衣是济远方管带在指挥台指挥督战中被站立在他身旁的大副沈寿昌的脑浆鲜血所沾的’。这件血衣的陈列足可证明当时方伯谦管带并没有临阵畏缩，是英勇善战的。

介绍者还详述了方伯谦管带在黄海海战中同样英勇善战，当被日本第一游击队划出阵外后，一直与强敌四舰缠斗至战斗结束。炮毁人亡船裂，无法归队，为保船、保人直航旅顺港。后因丁汝昌为推卸败责，诬陷方管带，捏造先逃、乱阵、撞扬威等罪名，竟被清廷以‘逃军’罪名正法。1937年，轮机五班同学陈允权(福建省福马海军联谊会副会长)也在校课毕业后，由福州马尾海校赴南京报到时，路过上海吕班路海军联欢社。休息时也在陈列室看到方管带当时在济远舰作战时留下的血军衣。今年年届87的江家驺(马尾区政协常委、离休海军起义人员)学长也曾亲见此血衣，亲闻解说词。海军界均如池仲佑所编，严复写弁言的《海军大事记》所说，方管带确系‘被谗以逃军，军前正法，军中冤之’。

1991年9月在福州举行的‘甲午海战中之方伯签问题研讨会’上，郑、陈又遇见马尾海校第一届航海班老学长江家驺同学，又谈论及血衣事，他也证实在上海吕班路海军联欢社甲午中日海战陈列室中看到‘方伯谦当时指挥作战所穿的血沾军衣一套’。”[9]

不是一个人，也不是几个人，而是整班的同学目睹，当不会有错。这样，上个世纪的30年代，“上海吕班路海军联欢社”的陈列室里有一件方伯谦的军衣，而且是丰岛海战时方伯谦的被“沈(寿昌)的脑血所沾的军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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